从尴尬自省到扬眉吐气

——谈中国“70后”作家的崛起

　　近十年的中国文坛，“70后”作家无疑是最尴尬的一群人，他们很难摆脱“60后”作家的影子，因为“60后”作家太强大了，几乎遮盖了文坛的半个天空。况且“70后”作家在他们的创作初期(大约在九十年代中期)还是以女性为主体，诸如卫慧、棉棉、尹丽川、周洁茹、金仁顺、朱文颖、魏微等。前面几位已经多年没有新作问世，后来又有了盛可以、鲁敏、乔叶、安妮宝贝、崔曼莉和东紫等。

　　不幸的是，在她们刚刚踏上文坛，就遭受了重创。《上海宝贝》(卫慧)和《糖》(棉棉)被查禁或被点名，扼杀了她们初出茅庐的才华和锐气。虽然这两部小说不能完全代表“70后”的水准，但却是对“70后”作家的一个整体打击。还没等他们重振旗鼓，“80后”就突然浮出水面，占据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地盘。“70后”被夹缝在两个代际之间，无法形成气象。“60后”几乎把持了文坛，他们有地位、有资历和成就感，“80后”后生可畏，他们有读者、有市场。而“70后”的商业价值，除安妮宝贝一支独秀外，多数都无法与“60后”和“80后”抗衡。后来出现了一个叫路内的作家，他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还有最新一部《云中人》1。但他更多地传承了“50后”作家王小波的衣钵，只不过他把叙事背景放在了九十年代，由于他准确地把握住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迷乱和躁动，颇受“80后”作家的推崇，代表了“70后晚期”作家的趋向。李师江应该是“70后”作家中元老级的人物，他本是“下半身”诗人，后来写了两部极端另类的小说《比爱情更假》和《她们都挺棒的》，这些作品在反叛的意义上绝对超越了《上海宝贝》，之后他开始皈依传统，写了《福寿春》这样纯乡土纯写实的作品。这或许可以看作“70后”作家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喧嚣与沉寂之后，经过思想的积累和自省，开始真正收获的一个前兆。还有就是冯唐的突然成名。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出版了很有个性的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和《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但是直到2011年他写了富有争议的长篇小说《不二》2之后，才真正被读者和文坛发现并承认。

　　或许是因为“60后”作家开始显现疲软之态，或许是“80后”作家也从往日的热闹和被宠开始冷静反思自身，我们才开始回过头来重新认识“70后”和他们的价值。随着盛可以的长篇小说《北妹》再版，并被英国企鹅出版社购买版权，随着冯唐的长篇小说《不二》在读者中广泛流传，随着安妮宝贝的长篇小说《春宴》创纪录的印数，“70后”作家终于开始大显身手，扬眉吐气。但是最让我兴奋的却是一个叫做阿乙的作家，一个被北岛称为“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的“70后”文学才子的横空出世。

　　阿乙，1976年出生，但差不多35岁才真正成名，期间做过警察、秘书和编辑。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出版于2008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小说集《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以及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7的出版，让他接连获得了《人民文学》《联合文学》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等众多的奖项，使其成为“70后”作家中最受瞩目的一匹黑马。他的中篇小说《意外杀人事件》和《情人节爆炸案》尤其让我震惊。有人说他深受法国作家加缪的影响，但他能将这些阅读和影响与自己的经验以及中国荒谬的现实真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气场。我们知道，社会的急剧变化，信息的爆炸性蔓延，生活的奢侈化零碎化，还有新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社会的分化，贫富的差距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状况，电视、报纸、微博充斥着官僚、企业家、影视体育明星等等，这些人成了整个社会和时尚的主流。在微博上一个明星随便写一句话，甚至晒一张生日照片，就能有成百上千的转发和评论，而身陷底层，被社会和公众抛在角落的小人物们却处在焦虑、困惑、无奈、挣扎和绝望之中不可自救。阿乙的小说恰恰关注的是这样一群小人物和他们的存在遭际，内中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和悲愤之情，比如《情人节爆炸案》，这篇小说非常让人揪心，它记述了一个哀伤、绝望和毁灭的故事。一个在人生中失去一切，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的小人物，最后用爆炸的殉葬方式企图唤起整个社会的反应。小说以警察和验尸官冷静推理的叙述视角，一步步地证明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是如何被逼上不归路的。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面子这东西，对有面子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对从来没有的人来说，却很重要。”当一个人活着比死还要痛苦的时候，他只能选择极端的方法解决问题或解决自己。所以，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永远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由此我想到我们很多更年轻的作家，他们无视社会的变化，依然迷恋于自己的个人化的经验和情绪，缺乏将自我的经验与社会的进程以及更深刻的人生命题结合起来，过多地纠缠于肤浅的自恋和自怜之中。在这一点上，阿乙的写作值得我们肯定和研究。他在一篇创作谈《小说的合法性与危险》中，将自己的写作过程比做“一个满身油污的修理工躺在汽车底下拿着手电与钳子不停地查看”，这种状态让我想起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它肯定比每天端着咖啡泡在咖啡馆里的打字的作家更懂得这个已然面目全非的世界

　　少数民族“70后”作家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土家族田耳、蒙古族的海勒根那、藏族的尼玛潘多。田耳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海勒根那的小说集《父亲鱼游而去》，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以及短篇小说《城市的门》。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寻找巴根那》《父亲鱼游而去》无疑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他的小说又绝对是蒙古族。《城市的门》写一个乡下的藏族女性，她怀着孩子，来到城市寻找孩子他爸的故事。我感觉她的寻找的过程也是她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她由寻找，到开始乞讨维持生存以期待孩子的降生，然后是忘记寻找，只想留下来感恩收留她们母子的人，之后就是憧憬着如何把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一切行为都是出自女性的本能，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生存意识。她的伦理和逻辑很简单，孩子要有父亲，人家对我有恩我必须报答，孩子出生了，我就要把他抚养成人，哪怕他的父亲是个无赖。小说里写道：“多吉的脸也不再时常浮现，渴望见到多吉的愿望也不强烈，对他的恨意好象也在冲淡，相反，当腹中的胎儿轻轻地踢着她，她就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亲切的，爱怜的，好象它在用踢的方式撒娇地告诉她，我要吃饭。”在《城市的门》女主人公的想象中，城市是个猛兽，但是她没有将小说纠缠在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上，而是让她一步步体验和接受着城市的一切，哪怕城市的门有一天会向她关闭，她也要试图在横在她与这个世界的墙上凿一扇门。这是一个善良的对生活充满乐观坦荡执着的女性，也许以城市为象征的这个世界注定不会给她一扇门，但是她的勇气和信念让我感动。

　　我们知道，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给中国文坛打了一针强行针。但是也有人担心，莫言的获奖，他的光环可能会遮蔽很多同样出色的中国作家，甚至让有些作家产生抵触和绝望的情绪，认为他的获奖无疑会让其他作家获奖的机会至少推迟十年(因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奖后二十多年后，大江建三郎才得以染指。)而我以为，莫言的获奖会让世界更加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学，因为莫言不过是中国作家的代表，如同写过《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作家的代表一样。马尔克斯的获奖无疑带动了整个拉美文学的发展，使更多的拉美作家受到关注，比如鲁尔福、博尔赫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卡彭铁尔以及阿连德等等众多作家开始被世界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