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83年的《荒岛上的琴声》算起，高满堂的编剧生涯至今已整整30年了。30年来，高满堂在历史与现实的讲述中寄托情感、思索人生、感悟世事，他的《家有九凤》《大工匠》《北风那个吹》《闯关东》《钢铁年代》《我的娜塔沙》等作品聚焦日常生活，坚守平民情怀，描写了普通百姓的心灵世界和精神风貌。即使面对电视剧消费文化和娱乐至上的浪潮席卷而来，他依然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和以文载道的时代精神，创作出了《温州一家人》《闯关东前传》《大河儿女》(即将播出)等。如今，900余(部)集的作品容量，数十个国内外各个电视剧的奖项奖杯，已然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金牌编剧，但他依然不改自己的创作本色，怀揣着对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对事件角度的不同揣摩、对文学创作的无尽热爱，孜孜不倦地书写着下一个分外精彩的人生故事。日前，由中国视协、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大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高满堂编剧艺术研讨会在京举行。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高满堂电视剧的创作历程、艺术特色和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金牌编剧是怎样炼成的”成为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孟祥林、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袁克力等出席研讨会。
艺术的至高是境界和情怀
总结起自己的创作，高满堂说离不开三个原则：第一，真诚面对艺术；第二，真诚面对生活；第三，真诚面对观众。在这个基础上，任何一部电视剧都应该追求三个方面：大精神、大境界、大情怀。高满堂认为，面对当前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惟收视率指标的播出现状，电视剧创作者要坚守艺术本真，保持“四气”：历史剧要有正气、年代剧要有神气、当代剧要接地气、作家应该有志气。“做好影视，娱乐应该有度，不能至上；艺术贵在有节制，不能泛滥。给历史留下尊严，给艺术留下真诚，给人生留下境界，给自己留道底线。艺术的至高是境界和情怀，我从不相信一个目光短浅、惟利是图、心胸狭窄、老虎屁股摸不得、怨妇泼男全无修养的人，能够得着这四个字。”
观众到底要在电视剧中看什么？编剧为什么要写电视剧？高满堂归结为“看人”和“写人”。人物不行，其他都是白扯。但让他感到忧虑的是，这么多年我们的电视剧给观众留下的人并不多，我们多数时欣赏的都是一些缺乏精神价值的东西。“没有‘人’的剧成了方便面和棒棒糖、麦当劳和肯德基。对历史不敬，对古人不敬，对古典不敬，这正是浮躁轻狂、无知的淋漓表现。”高满堂认为，真正有责任感的编剧应该把积极向上、百折不屈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真正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子孙的作品。
平民中国梦的激情书写
纵观高满堂的电视剧作品，虽然有较大的历史跨度和空间转移，但是穿梭其间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小人物。这些人物有时候是个体，像《温州一家人》中的一个个打拼者，有时候是整个群体，像《闯关东》三部中的家族故事。正是这些大历史、大格局下的小人物、小人生，呈现出一幅民族命运、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高满堂是“平民中国梦的激情书写者”。在他的作品里，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曲折，主人公们都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怀有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前景的美丽梦想，正是对这些梦想的追求汇成了伟大的中国梦的追求，而这恰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屡创辉煌的强大动力所在。《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认为，高满堂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为平民百姓立传，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描写，反映不同时期社会上种种主要的矛盾冲突和困境，不少作品都是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清明上河图”，完整、丰富地反映了生活的全貌。可以说，在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细节呈现、真挚动人的情感世界中，高满堂为我们打造了一部部平民的史诗。
夏潮认为，不能将电视剧文化简单当作消遣文化来看，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创造看待，明确中国电视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样式中非常重要的现象。高满堂的作品讲的都是小故事、小人物，但让观众知道我们的民族是怎么来的，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国家需要我们干什么。由此，可以感受到剧作家对历史、时代、民族、国家的一种责任。
改革开放时代的电视剧“魂”
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把高满堂称为改革时代的电视剧“魂”。他认为，高满堂是一位在各类题材领域都提供了标志性、经典性范本的电视剧“诗人”，善于全景式地描写、处理改革时代的多重社会关系，并把他们用形象生动的故事表现出来；善于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细腻情感；善于传达一种通达与调和的世界观与人生境界。王一川认为，在高满堂身上，体现了一种豪迈爽朗而又温柔敦厚的性格。豪迈爽朗是辽东人的性格，温柔敦厚代表齐鲁人的精神。此外，从高满堂身上，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从革命时代向改革时代转型的一种开拓者的胸怀。他用这种胸怀去包容、理解、感知转型时代的变化，力图穿透它、把握它的精神内涵，这对编剧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编剧刘和平寻找到了高满堂身上别人不能替代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紧紧抓住了中国的移民史，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这一方面跟他祖辈闯关东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自己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史、中国移民史有关。“我们现在总是说他今天跑了多少路，明天体验了多少生活，那些都是表象。高满堂身上最内在本质的东西，还是他家国同构的内在情怀。”刘和平说，“无论是书写北方还是南方，高满堂都深深感受到离井别乡、到外地谋生活，每个个体生命的艰辛与不易，尤其是处在今天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我们那么多的农民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到外面闯世界，他正是用自己的作品在与现实呼应，用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表达对这个时代和普通人的关注。”
写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
每一次提笔创作之前，高满堂都要到生活当中去，到熟知生活的人群当中去，遍访历史知情人，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去塑造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写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这是高满堂从事电视剧创作一条宝贵的经验。今天为数不少的编剧是靠坐在屋里编情节，但高满堂不同。他的作品说“人话”，写真情，不仅贴近生活、深入生活，还能站在一定高度观察生活，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独特的思想和美学发现。此外，仲呈祥认为，重视创作思维上哲学品格的锻炼、提炼，也是高满堂极其重要的创作经验。他将高满堂的剧作称为一种“有思想的艺术”同“有艺术的思想”相统一的作品。尽管有些作品在思想和精神境界上还有升华的空间，但他不是那种为艺术而艺术，天天讲唯美、讲形式的创作者，而是时刻将内容视作电视剧艺术创作的根本。
李准认为，30年来，高满堂始终保持着“不跟风”的创作姿态。每介入一个新的题材，每着手一个新剧本的创作，他都首先在生活上下功夫，绝不搞闭门造车。实践证明，除了个人的天赋才能，执著坚守正确的创作理念和道路，是艺术家创作成功的关键。李准同时也指出，高满堂的电视剧创作并非无可挑剔，比如如何更好的解释10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多次重大变动的社会背景，给主人公们追求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提供一个历史舞台；在着力表达一个有意义的主题时，如何防止顾此失彼；对同一个题材的续写，如何跨过一个更大的“度”等，这些方面都值得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