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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他看到一种令他惊异的生活方式:毛泽东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背心……从中国革命家极其简朴的生活中,斯诺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东方魔力”,并说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光”。
“东方魔力”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的希望,是因为党的领袖对俭朴生活甘之如饴,为的是千百万人能过上幸福生活。革命时期,“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区干部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熬制硝盐、打井抗旱。这些无不说明,优良作风往往是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得最高,为群众实实在在谋利益。相反,不良作风则常常是把一己私利举过头顶,事事处处都以谋一己之私为出发点。
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实质上都有“利益”的幽灵在作祟。比如,无论是不计成本地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千方百计地装腔作势、有名无实,都是为了个人图虚名、获实利;不管是贪图安逸、饱食终日,还是纸醉金迷、朝歌夜弦,都是为了自己得实惠、图享乐。“四风”问题的种种具体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视群众利益,而为自己谋利。
事实上,中央剑指不良作风的不少举措,都是从触动利益的角度切入的。中央“八项规定”明令禁止公款吃喝,要求厉行节约;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这样的严规堵住了一些人的“小九九”,打碎了一些人的“小算盘”,倒逼一些干部破除一己私利、维护群众利益。然而,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些人还没打算触动利益这根“弦”。
在一些人看来,不管是形式主义风,还是官僚主义风,说说可以,但要影响到精心设计的自我形象,甚至影响到乌纱帽那就不行;享乐主义批一批不是不成,奢靡之风检讨一下不是不行,但要触碰到自己享有的福利、待遇就万万不可。如果把精力都陷在埋头苦干上,泡在打基础的工作中,秀不了政绩,好事可能就轮不上了;如果把时间都用于下乡,耗在基层,就没有时间搞联络,结私谊,久而久之自己关系网就织不成了。可以说,破除“四风”之难,难就难在其潜在的种种利益输送,已经固化为某些人的“盘中餐”,触动这些必然会遭到阻挠和反对。
从这个意义上,解决“四风”问题,触及思想固然不可或缺,触动利益同样至关重要。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解决“四风”要起到“出一身汗”的效果,就要从既得利益上开刀,对脱离群众的特权“零容忍”,触动那些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摈弃那些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干群关系的官场痼疾。
《 人民日报 》( 2013年10月29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