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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子阳家在河南三县交界的原阳县阳阿乡,属黄河古道,出生的村子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文化村,至今仍古风犹存,在他老家那个村子,生下来人人都起有学名,表字,不管是教书、木工、瓦匠还是种地。其实子阳是他的字,名叫裕乾,樊子阳是以字而行世。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上这些琐事,是想说乡土背景对一个人在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最初的笼罩性。
樊子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属乡村“赤脚医生”,在北中原乡村悬壶济世,家里便期望儿子也能步入杏林,妙手回春,这就自然地使樊子阳童年时代要在草木气息里穿行、浸染。他如果一直走下去,那样就会是与车前草、苍耳、地黄、紫苏这些名字相随,不会是后来染指的飞白、诏版、北碑,以及苏、黄、米、蔡这些书法符号。一个人童年能沾染点草木精神,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它能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情和处世态度。纯朴而宽厚,自然而谦和。
樊子阳的书法起步充满乡土感。家境条件有限,刚开始写字时有点近似现在先锋派的“行为艺术”,搅一瓷盆红胶泥,父亲用麻自制毛笔,让他蘸胶泥水在大地上书写,好在这原材料不是朱砂雄黄,胶泥在我们北中原取之不尽,这段黄河的胶泥是红色,那是大地胎记的颜色,“黄河”与“书法”这两个远距离的名词在这一时刻天然结缘,能真正称得上“水乳交融”,尽管当时只是一种贫穷、无奈。红胶泥其实有着另一种书法表达意义上的功能,从书法象征上而言,它与徽墨、油烟、漆烟,以及李廷珪松烟一样。
樊子阳五岁练字,六岁写对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早慧。我认为对他鼓励最大的,不是日后得到所谓书法界最高的“兰亭奖”,应该是第一次在乡村“发表”的一副对联作品:“人民公社好,年年大丰收”。这种乡土里的开始,比后来专业的尺八、丈二之类,显得更是虎虎有生气。
樊子阳认识到一个书家的品质至关重要,包括传承、学养、性格,这些综合因素从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后来他重点主攻草书,选择了“抒情”,因为草书的抒情成分更多,草书的抒情意味更适合他的性情。
数十年里,他在用最简单的黑白线条抒情,与他对话的除了一张无语的宣纸,其他就是王铎,是黄道周,是张瑞图。这些跨时空的交流,穿越黑夜,通不通只有全靠自己的艺术造化了,与执着无关。
我觉得楷书是一种离抒情很远的书法形式,樊子阳连写楷书也主张抒情,在很静的楷书中力争去写出动感,同时不忘“点、面、线”的有机结合,这就有难度而出新意。
我认为樊子阳最有个性面目特色的还是楷书,他于颜真卿得之最多,后又掺入六朝墓志。有了这碗垫底的功夫酒,再喝也就不怯了,楷书逐渐形成自己简约厚朴的风貌,使得他常常能在经意不经意之间,可收可放,得而不失,失而不过,自我把握“书法之度”。
对书家而言,求新求变固然与艺术观念有关,但每位书家对每幅作品都应当成求新求变之作,离开书法本身的特质再去追求新的向度,才是每一个书家的美好愿望和不易企越的高峰。
王铎自然是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草书大家,我认为他更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形式大家”。用形式对抗处境与时间的尴尬。我看到王铎有的草书作品,内容只是一些断章或句子,但因为线条自由的介入,鬼斧神工,盘龙腾蛟,整体就是一片风景,尽管我还贯穿不下来其中的内容,就只管跟随线条游走苦旅罢了。这些跨时空的交流,穿越黑夜,通不通只有全靠自己的艺术造化了,与执着无关。书法是始于情趣而终归于智慧。书法的挥洒,追求的都是意味,一如多数美学家所认可的那样——“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行草所追求的形式,与内容固然为有机的统一体,但最终效果都是为了意味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