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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三兄弟的遗嘱都说了些什么?

//m.zimplifyit.com 2013年11月04日11:15 来源:书摘

  摘自:散木《旧日子,旧人物》花城出版社 2007年5月出版

  1936年10月16日鲁迅在上海逝世。鲁迅逝世前立下遗言,一共有七条,即“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①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度将不起,也立下遗嘱,其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②逾二年,周作人在“红卫兵”暴打下身故,时为1967年5月6日。

  1984年7月29日,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做官做到最高的③,也是寿命最长的(96岁)。他在逝世前也留下了遗嘱,即:“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④

  三兄弟的遗嘱,除了带了各自不同时代的特点以及他们共同的对生死的达观之外,长兄鲁迅,最见本色;二弟周作人则是“寿则多辱”地冀望销声匿迹,连同他的肉体和文字(除了翻译。那本“对话”也即《卢奇安对话集》,是他晚年的遗作,直到他死后的1991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什么他说这是他“五十年来的心愿”?除了是他长久的宿愿之外,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希腊精神在这“对话”中反映出的“疾虚妄”,他以为正可与其同时代中国的王充《论衡》“一东一西遥遥相对”,此也是周作人身上嫡传的文化精神)。至于三弟周建人,作为国家领导人,移风易俗是他的遗愿。他原来的专业是生物学,早就倡导科学,也关怀妇女、儿童。三兄弟都是“五四”后中国“人”(尤瞩目于妇女、儿童)的解放事业的旗手,他们身上都有人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精神的流贯。

  鲁迅和周作人在遗嘱中或多或少都提及自己身外的种种,比如对后人的遗训、对文字的交代,周建人却只说丧事。是不是这才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

  鲁迅弟弟周建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忠厚长者、恂恂儒者,这样的人做官,倘褪去了锋芒,可以如古人的苏味道、娄师德、冯道、张干那样明哲保身,不争、无辩、去锋,这好像不难吧。但事实证明,周建人身上有鲁迅的骨头,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周建人去世后,柯灵先生有篇悼文说的非常精彩,他把周建人身上几乎"完美无疵"的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他的思索说得淋漓尽致:

  "权位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权位成为不少革命者生命的巅峰,自此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滑脚飞堕深渊。许多人坐上权力的黄金交椅,就会膨胀成为可怜可笑而又可怕的霸王。许多人在权位的透视镜前面再也掩盖不住自私、贪婪、卑污的灵魂。乔峰(周建人字)老人在荆榛遍地的长途中,恬淡自甘,施施然一路走来,到了枫林日晚,忽然因为积年的革命劳绩,平步青云,被送上权位的高层,'霜叶红于二月花',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⑤

  做官,尤其是衣锦还乡,鲁迅生前有所谓"包围新论",是说"阔人"等等如何被左右的人"包围"而陷溺不拔,周建人却讲究自律,首先自己平生素寒,自奉甚俭,不贪不拿,虽说官俸戋戋,那时还没有提出什么高薪买廉,周建人也以方志敏"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同调,并在思想和生活上向中共五老(即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看齐,哥哥的话也时常在他耳边响起:"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甚至自己位居国家领导人,外出公办可以坐专列("公务车厢"),他一直也"不敢"坐(直到90岁时一次去四川,由中央安排坐过一回)。"高车骏马,顾盼自豪,是古人春风得意的境界,今人也未能免俗,机关团体滥耗公帑,竞买豪华轿车,国务院三令五申也未能禁阻,乔峰老人则安步当车,怡然自得"(柯灵语)。此外,对伸手有所请托的,他也一概婉言辞谢,秉公而不徇私,因此,在他担任领导的那些机关里,有人就不尊重他,甚至连他身边的警卫员因为跟了他显不出威风,也不很听他的话,他其实工作得很苦。

  要说实权,应该是地方父母官的家乡的省长一职。其时正是共和国"经济浪漫主义"运动之后,以鱼米之乡竟哀鸿遍野,周省长自己清廉,眼里也容不下沙子,见闻官员强行征粮、营私舞弊、鱼肉百姓便怒不可遏。碰到些百姓村民的冤案,周省长就认真,派人调查核实;法院徇私,他就打电话直通最高法院院长杨秀峰。如此等等,结果就恼了一些人,于是给他难堪,他也感到遇事掣肘,久之心情抑郁,于是多次上书中央的刘少奇,请求调回北京。

  甚至,在他身为省长时,他还给毛主席上书,要为一个普通的女村民讨一个公道,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是罕见的。原来,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棒子,被村干部发现后残酷斗争,至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了甚为震怒,因为从前他从事文化运动,主旨就是提升人权的,尤其是要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怎么解放了还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周省长实在想不明白,于是上书毛主席,要求采取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会再次发生(这封信不知保存下来没有)。1961年年初,他还给胡乔木写信,胡将信转给毛的秘书田家英,胡并请田赴杭州时与周建人谈话。此后周又给胡写信,"着重谈农村干部作风问题",说的也是浙江遂昌、黄岩等县的干部违法乱纪、对待农民群众粗暴野蛮等等。于是胡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周建人同志说的问题,在别省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更荒谬。他的信态度恳切,语重心长。"毛泽东读后在信上批示:"此信及附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⑥这个工作会议也就是此前"经济浪漫主义"运动后纠左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被错误批判的"右倾分子"实行了甄别平反,还承诺以后不再给人戴政治帽子了,于是周建人的几次上书也并无大碍。后来周建人周建人(左)与叶圣陶两位老人返京,九十多岁的老人了,甚至身体到了"已经对面不相识,认人只能辨别口音"了,他"形体完全与世隔绝,只靠听觉保持藕断丝连的维系,但心依然炽热,口不甘缄默","对有些他认为违反科学的现象,还是忍不住要公开站出来说话",尤其是"对妇女命运的关切也一如既往"。"报载东北某市有个妇女遭暴力强奸,一个身为厂长的共产党员竟见而不救,他义愤填膺,上书党中央,认为这样的人必须开除出党。重庆某县有个小学女教师遭人毒打,当地政法机关反而包庇坏人,压迫被害者,老人又仗义执言,在报上揭露,同时和叶圣陶老人联名给中央书记处写信,帮她们伸了冤,平了反。老人逝世,消息传到重庆,这一家人痛哭失声,如丧考妣。"⑦当然,这又让一些人很不舒服。周省长的老乡柯灵先生后来为《周建人文选》作序,以为"人的价值观,如果用真纯和正直做法码,乔峰(周建人字)老人是完美无疵的",但是"这种人可以是忠诚的革命者,却不可能成为城府森严的政治家",因为"革命和政治常常又统一,又矛盾"。所以,周建人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严格地说还不能称为是"政治家"。

  这不是"政治家"的例子,如原省长的沙文汉被罢免后(党内的"右派"),1958年请70岁的周建人出山当浙江省长,他几次恳辞不遂而终于服从组织决定⑧,即他虽深感自己决非政治家而挺身上任,力求努力工作,以期不负所望,何况身为浙人,能为故乡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好事。结果呢?"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和党的距离"。⑨

  周建人其实是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但他很长时间是以爱国民主人士、鲁迅弟弟、科学家的身份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这样他比一般党外人士要多一些信息,却又比党内同志少新中国成立前夕周建人夫妇等在河北平山

  一些信息,就是"信息不对称",结果,大概与也曾做过省长的(似应是他的前任)沙文汉一样,他们"太单纯了"。周建人妻子王蕴如回忆说周建人"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因为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王夫人又说:如果党员都像周建人,那就好了;柯灵则说:通过周建人的事例,"'君子可以欺以方',我看到了现实的例证"。⑩

  什么是"现实的例证"?周建人时常说:"'认真'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共产党办事最讲认真,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不可马虎,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所以,他甫到任,就到基层视察,倾听百姓的声音,结果他发现解放十多年了,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文盲也很多,至于干部素质更不敢恭维。他隐隐感到:党内有一种居功自傲、好大喜功的风气,家长制、一言堂抬头,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时有发生。他不胜忧虑,一有机会就倾吐意见,也不怕忤上和忌讳。他回到北京工作时,要警卫拆除掉住所周围的铁丝网,以为这会影响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无形中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脱离了群众,听不到他们的呼声,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干部特殊化、吏治蜕变的根源。

  据说鲁迅遗嘱中原先是要求孩子长大后"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冯雪峰看了认为恐会引起误会:为什么小觑"文学家或美术家"呢?所以鲁迅又加了一个"空头"的前缀,其实鲁迅心里明白"文学家或美术家"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拿它和"政治家"去比,真是有云泥之判。周建人本来可以是一个道地的生物学家或科普作家,然而身不由己入了"政治家"的队伍,结果就有上述的尴尬和不适,包括以他名字出版的那些有关回忆鲁迅的书籍和文章(现在还在重版),其实许多是他人代笔捉刀的,有的地方去真实的鲁迅甚远,因而影响不能算好,也是柯灵先生后来为之诠释此背景:"在'文革'的炼狱中老人经受的是另一种煎熬。'四人帮'不可告人的阴谋需要堂皇的旗帜,现成的偶像以外还要抬出一尊历史的偶像,那就是鲁迅。他们的鬼蜮伎俩是任意揉捏鲁迅,利用乔峰老人的身份地位、和鲁迅的关系,是更卑污的一手。老人那时已到八十开外,枯藤老树,古道西风,生命的夕阳已经西斜,加以双目失明,根本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报上却出现了由他署名的文章。这类文字不免招来白璧微瑕之感,但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对此负责呢?"

  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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