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您微博的标签栏里，写着“百无一用是书生”，您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在您看来，什么算“有用”，什么算“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是您对自己的评价吗？
王跃文：我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只是激愤之词。书生多有报国之志，现实总使人志向难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超越的目光，站在人类光明前途的高度，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并有所建言或建树。能够有所作为，书生才是有用。否则，就是无用。我自己就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记者：您觉得您的作品“有用”吗？
王跃文：文学永远是无用之用。但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人类不能没有文学，没有文学人类的思想和精神将会枯竭；但是，指望文学能起多大现实作用，我是表示怀疑的。当然，那种仅仅给人艺术享受，叫人心身愉悦的文学，不是我这里所讲的文学，尽管它也是非常宝贵的。
文学：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记者：有人说您的作品里满是“没有放糖的思想”，您自己在微博上回应说，您的创作都是苦药。您曾写过一篇名为《油糊辣子葱姜蒜》的文章，提到太太说您的作品仿佛油糊辣子葱姜蒜一般，您则自嘲“在下勺中几味，祛邪驱毒，通气醒脑，好比医家猛药”。请问您觉得您的创作苦在哪里？猛在哪里？您的创作是为了医治什么？
王跃文：我没有能力这么精准地回答文学问题。人们对我作品的评价有两个关键词：忧患、批判。我认为目前中国人面临许多困境，诸如道德困境、价值困境、社会困境、文化困境，等等，作家们有责任对此作出观察和思考。诚实地写作，就免不了尖锐、免不了辛辣，就会是苦药。
记者：您说过，您的小说，有不少是在写官员，写体制，但归根结底，是要落到具体的个人的人性中。但是，可以写人性的故事很多，您为什么专门选择了官场沉浮作为背景？最初写官场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王跃文：您不觉得官场是人性最扭曲的地方吗？官场扭曲的不仅仅是人性，如果听任官场如此败坏下去，只能是越来越深度地祸国殃民。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把自己的创作被贴上“官场小说”的标签是一种误读？毕竟您作品的多数故事背景都是官场啊。
王跃文：写什么背景就是什么小说，那世上小说的类型就太多了。古人说七十二行，现代社会分工更细，行业上万种，那就有上万种类型小说。这不很荒唐吗？写清洁工的是清洁工小说，写保姆的是保姆小说，写快递工人的是快递小说？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总有诗人变官人后挣扎又扭曲的青年，比如朱怀镜、关隐达、小龙、汪凡等，这是借鉴您曾经的职业经历吗？现在回想您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年，有哪些得失？
王跃文：我的看法是：人生只会有得，不会有失。人对待生活，某种意义上应该“逆来顺受”。一切到来的，都是应该到来的，都是应该承受的。年轻人进入官场，都是非常纯洁的，但很难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哪怕不去“合污”，至少也得“同流”。朱怀镜、关隐达、小龙、汪凡等莫不如此。我是定性好的，虽不敢自比泥荷，但总算没有失去本性。混迹官场十九年，没有失去什么，得到的是心灵苦难的历练。这就是难得的人生财富。
记者：您作品中的官场中人，几乎每一部都会有像关隐达、陶凡这种有知识、有良知、有能力，确实想做些实事的基层领导干部，往往还是主角，给人以希望；但他们往往却又因体制机制所束，要么郁郁不得志，要么多少要参与些同流合污，让人感到绝望。您在小说主要描写这样的人物，写他们的痛苦挣扎，是想要帮读者建立信心和希望呢？还是想要告诉读者官场是个大染缸？
王跃文：您的问题其实包含了答案，您分明知道现实官场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想借我的嘴说出来而已。没有天生的坏人，只有坏的环境和坏的制度。
记者：您会不会担心，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看完您的小说，对官场甚至世事都心灰意冷？微博上看到，之前您9月2日在长沙熬吧以“冷峻背后的温暖”为题进行了演讲，我人在北京，没能参加，不知道您讲了些什么，所以这里想再请您谈谈您的冷峻，与您的柔软温暖，分别体现在哪里？
王跃文：我问过很多年轻读者，问他们看我的小说灰心了没有，变坏了没有。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我在熬吧就问过这个问题，那位年轻人也说没有。我因为心里装着光明和温暖，尽管小说中会写到丑陋和阴暗，读者仍会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透过我小说中很多温暖的人物形象，读者会感觉到人性的光辉。
记者：您说过，总有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初，会专门看您的作品，作为认识社会，认识职场与官场的渠道，也有大学老师会推荐毕业生们去带着这个目的看您的作品。对于这些将您的作品当成官场/职场教科书的人，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年轻人看我的书，或者老师推荐学生看我的书，就是把我的小说当成官场和职场的教科书。认识价值是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而认识生活，这是非常正常、非常健康的阅读动机。
记者：除了知名的几部长篇，您还有大量的中短篇作品，在这些中短篇里，主角几乎都是些小人物，要么在职不在官，要么像《漫天芦花》里的白秋，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对于这些小人物，您有什么样的感情？是特意关注他们的吗？
王跃文：我眼里人没有轻重贵贱之分，何况是小说中的人物。我关注所有人物的命运，只要他进入我的文学视野。我愿意写更多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如何，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程度。
记者：读了您的新作《漫水》，有一种新鲜感。想必您思乡思土已久，可为什么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逐渐写乡土？乡土题材将成为您今后主攻的创作方向吗？
王跃文：我一直都想写乡村题材的小说，只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更急切的社会现实摆在我前面，叫我不能漠视。我不能确知今后创作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但乡村题材的小说我会写得非常出色。
记者：您自己平日喜欢读什么样的书，这些书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有什么帮助？
王跃文：我这几年一直抄《论语》，抄了好几遍了。作为书法练习的文字。抄书更能体会文章的深义，因为心里安静而舒缓。我还喜欢时常把玩唐诗宋词，有助于培养汉语的语感和美感。别的文学作品，要么重读经典，要么读读偶尔碰上的好书。
记者：您常在微博上针砭时弊，也常见到您对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毫不掩饰地表达愤慨，还自称“愤老”。您觉得是什么，使您像个青年人一样，始终“保持愤怒”？
王跃文：我会“愤愤”，只因常见“不平”。我做不到那么世故和庸俗，看不惯的就要说话，就要愤言。我讨厌把世故当成熟，把庸俗当通达。
记者：在您的微博上看到您最近发了一条“眼看着文学梦做不下去的人，一定要狠下心来把他喊醒。无原则地夸奖和鼓励，只会害得他们最终无以安身立命。”不知是否有所指。对于青年作家，或者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作为前辈，您有什么建议？
王跃文：我见过太多执迷文学而不悟的人。文学是需要天分的，没有文学天分的人就要喊醒他们别在做美梦了。如果仅仅把文学当成爱好，写写东西权作消遣自然是好事，但有的人没有天分却想把文学当成终身职业，甚至有人想靠写作发大财，那就相当危险了。我不会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无原则地乱夸人家小说写得如何好。年轻人先好好做份实在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再说文学。拿孔夫子的话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记者：《国画》从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始终畅销，有人将之称为您的经典之作。您觉得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堪称经典？您的创作，有哪几部可以称得上经典？对9部再版新作的发行，您有信心吗？
王跃文：我对许多媒体回答过这个问题。文学经典不是作家自封的，不是官方钦定的，不是评论家定义的，也不是评奖可以证明的。一部小说，一代一代读者读下去，读上三五十年，它就是经典了。我的小说已让读者读了十五年，如果再读上二三十年，可能就流传下去。时间留住的作品，就是经典。我现在不敢说自己任何一部作品是经典，但我对自己作品目前的发行是有信心的。湖南文艺出版最近推出我九本典藏版，从出版角度讲是做很精致的，我非常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