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在王跃文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跃文人好，作品也好，人好关系到作品的内质。似乎有两个王跃文，第一个是写《国画》等作品的，第二个是写《漫水》等作品的，表面看两个反差很大，实际上内质相通。王跃文名气很大，但文学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还不够，通过今天的研讨可以把两个王跃文统一起来，意识到他是一个很全面、很终极的作家。如何统一呢？我想，首先可以统一在他一以贯之坚持的理想主义上。他是既具有批判精神，也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批判不是主要的，理想主义才涉及他的本质。《漫水》就充分显现出这一点。
跃文本来在省政府工作，靠笔杆子写上去的，能力很强。他完全可以走“二号首长”之路，一路升迁。可是他不想这样，退出政坛，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这本身就说明他是个理想色彩很重的人，很正直、值得人们尊重。他能做到的一般人做不到。
我不同意把他前期的作品称为官场小说，他的小说不是写“场”。在文学上，重在写“场”就成了社会小说，指向社会而不指向人，证据之一，是不少读者读普通的官场小说，正是在读“场”，对官场的潜规则和往上爬的途径颇感兴味。但这样的作品是实用性的写作，达不到纯文学的档次，文学上评价也不高。王跃文不重写场，重写政治人格，写人性的困境，文学立场很不一样。福尔斯的《谜》写官场中的一名官员，在与儿媳的交往中陷入人格分裂而导致自杀，就不能称为官场小说，因为它是写人的精神困扰。王跃文的作品与之相似。
但如何把王跃文的前期作品与“官场小说”区别开来呢？其实只是一个命名学的问题，只涉及概念。难就难在，把我们所有评论家凑一起动脑筋，为他的小说创造一个新的学术性概念，把他与其它作者区别开来，会发现徒劳无功。概念有时也会困扰文学。
王跃文的那些成名作不是《官场现形记》，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有向善一面的，不会自甘堕落。《国画》和《梅次故事》里朱怀镜逐渐成熟，但始终有良知，想做事，不想违背原则，只是处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先立足，搞平衡。《苍黄》里李济运特别在客厅里挂一幅名为《怕》画，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所敬畏，有所持守，对官员是一个正面的提醒。作者是煞费苦心的，在写政治人格小说，艰难地塑造有理想倾向的人物，写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二号首长》等不同，具有终极的文学价值观。当然他也写“场”，如写县里领导们要到县界上迎送上级，常委楼前台阶是八级，朱怀镜有意索要了王书记的帽子等等，都写得精彩，但写作着力处不是这些地方。话说回来，写“场”也是有意义的，这类东西存在，我们今天反四风，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反这些“场”的东西，在作品里批判这些东西意在匡正时风。
第二个王跃文写了《漫水》等作品，同样是燃烧着理想主义，特色在正面表达。《漫水》讲述两位乡村老人半个多世纪相互关爱互相温暖的故事。余公公和慧娘娘是天生一对，但不是夫妻，两人始终发乎情止乎礼，默默相爱，保持着高尚的情操。跃文写男女和爱情，重精神不重色情，不大描写肉欲。《我的堂兄》里，孩子撞见男女秘密，只写到看见衣物为止，《国画》里写朱怀镜眼中的女记者陈雁，主要写腰身，反而很迷人。写人性、人情是作者的长项，余公公和慧娘娘的关系，始终是“干净”的，但比有过肉体关系还深。余公公比有慧还记得慧娘娘被接来的日子；他吹笛子时，慧娘娘会不禁跟着打拍子；慧娘娘替余公公做寿衣被，余公公提慧娘娘割老屋；慧娘娘喜欢吃枞菌，余公公就特意留了菌干；只是到慧娘娘死了，余公公才接触她的身体，亲手为她妝尸，放上一串银链子。写两人的这种关系，是写传统之美，还是写情，写理想。手法上是含蓄的，一切若即若离、若虚若实，引而不发，空白不止，余味无穷。
《桂爷》也是如此。老支书桂爷老了，孤身一人，生活上很困难但得不到五保户名额。村里只有一个名额让四喜占了，乡里说等四喜死了名额就让给他。桂爷很善良，并不愿吃五保，但客观情境上已造成他和四喜间的嫌隙。最后，他为生活所迫，真的产生了指望四喜之死的念头，又搞错了，羞愧地自尽。作品写了一个老人求生的本能与善良心地的冲突，善战胜了生，构思极为独特。所以不要把跃文归结为批判性的作家。
而且我想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中缺乏充分的理想主义——批判起来相对是容易的，写温暖的、美好而感人的东西难。我们看到那些美国大片，都不是专事批判的，它们一定在批判的同时，树立正面的理想形象，才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我们当代文学中“正能量”不够，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塑造感人形象，而是因为难度大，力有不逮。在这方面跃文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