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水》中的小说大多数都是书写文革时代的乡村故事，因而这些小说流露出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气息。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指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换言之，当小说作者试图回忆与重构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的时候，其意识形态性通过对政治话语的彰显而体现出来。而在《漫水》中，政治话语又与性话语强劲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相互利用，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文本的话语主体和独特的历史意识形态。
在《漫水》诸小说中，政治话语与性话语显示出福柯笔下话语的性质，即任何话语的生产都受社会程序制约，而这些程序中最主要的是排斥程序，排斥(exclusion)的主要方式是禁止(prohibition)。所谓的禁止是指话语的运作是受控的，有些话语被允许出现，而另一些话语则不可以，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谈论什么，“这些禁令彼此关联、强化和补充，组成一个复杂网络，并不断地修正”。福柯指出，“这个网络编织得最紧密的地方，也就是说，受到最为严格的控制和禁止的话语领域是：性和政治。因为性和政治的讨论绝非中性的，它们同欲望和权力有关。对欲望的谈论本身就是欲望的对象，对政治的谈论本身同样的是政治的对象，这，就是这些谈论，这些与性和政治有关的话语被禁止的原因。”①福柯的这些观点表明：政治与性话语的传播是严格受控和被禁止的，它们都受制于权力和欲望。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具有明显相似性的话语它们受控和传播的渠道可以互渗和互用吗？权力与欲望如何共同制约了两种话语的生产？
这些问题蕴含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政治／性话语功能的内在转换机制。政治借助权力将性纳入其管理体系中，对之进行严格看管，使之成为政治话语中的一部分，为政治权力服务。同时，性的加入又极大地刺激了政治欲望的生产，从而导致政治欲望主体的畸形。而在这两大话语领域中共同发挥作用的混合要素是本能／欲望，通过它们，两种话语机制第一次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相互挂钩，这种方式在政治领域和性领域同样具有生产性，从而形成政治／性话语功能的内在转换。转换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政治操控下性的沉默与陈述，它在政治话语领域中进行，受到政治的严格管制。二是本能性谵妄，即本能的膨胀、突现及其动力扩张，强劲渗透进政治话语，从而导致政治欲望主体的畸形。
在第一种转换形式中，性被置于严厉的政治审查之下，这种审查被纳入一种权威关系，或一种权力关系，它既是非常严格的，也是非常排他的。对此，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指出：“从肉体作为一种无限的分析话语和持续的监视对象出现以来，它就既与全面审查的落实相联系，又与相应的沉默规则的落实相联系”。并进一步指出：“人们把它变成这种复杂的部件。在其中，沉默的规则，不说的规则，与另一个机制是相关的，即陈述机制：你必须全部陈述出来，但是你只能在某些情况下才能对它进行陈述，在某种仪式中，并在某个确定好的人身边”②。福柯的这几段话反复强调权力对肉体的操控方式：肉体的被迫沉默和被迫陈述。他虽然揭示的是17世纪人的肉体的社会性质，但在王跃文的《也算爱情》、《我的堂兄》、《雾失故园》等小说中，福柯的上述观点都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比如《我的堂哥》。在关于我堂哥故事的讲述中，爱情、性与潜伏其中的政治成为作品的主导性因素。而在这三因素中，性是一个突出的存在。展现在文本中的性是一个高度矛盾性的物质形态。一方面人们对它讳莫如深，凡涉及性的话题，基本上都是运用一套转喻修辞，有着浓厚的性禁忌意味，显示出福柯所说的肉体的沉默的规则、不说的规则。
但另一方面，肉体沉默与不说的规则总是被福柯所说的陈述的机制打破。这种陈述机制的特点在于：肉体与性总是被人们关注和谈论，如同福柯所说：“肉体是人们加以命名的东西，肉体是人们谈论的东西，肉体是人们说的东西。在17世纪(在18和19世纪也是如此)，性主要不是人们要做的东西，而主要是人们坦白的东西：这是为了能够在正确的条件下应当对它加以坦白，而且在其他条件下对它保持沉默。”③这种坦白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即说什么，怎么说，对谁说，都有严格的规定性。对之进行选择和规定的是社会政治权力体系，陈述机制因为被纳入其中而产生巨大的排他性，作为个体的肉体与性在这种由权力导控的排他性中无所适从，无所作为。而这种话语方式一旦同政治权力结合，破忌效应就会达到它的临界点，性成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并被纳入已确定好的某种政治程序中，接受它的命名、规训与惩罚。
如《也算爱情》中的舒军事件。该事件的关键点不是他跟住家小孩开的玩笑，而是他的身份——县里下来的工作队同志。这身份决定任何与性沾边的行为必然要纳入政治程序中。舒军之后接受工作队的审查、批判，并自我检讨。而一旦进入这种程序就意味着性更彻底地进入公共领域。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性丧失了它的私人性，被迫接受更严酷的政治权力的质询。县里最后来了三个专案组，将舒军隔离审查了两天两夜，最后将他带走。这是个典型的通过管理性从而无限制运用政治权力，进而剥夺个人权力的历史事件。在这起事件中，舒军本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案组怎么说。因为面向权力的陈述是必须为权力所规定的内容，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被陈述的陈述。《雾失故园》中小林的故事也属于类似的性质。小林是县上来的工作组成员，因为喜欢“我”姐姐一个地主家的女儿，便被人诬告乱搞，被迫向调查组交代，最后受到开除党籍和干籍的处分。这些例子都表明：性是一个严格受到政治操控的范畴，它的沉默和陈述都受制于权力，因此所有的性事件最终都转化为政治事件，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在第二种转换形式中，本能成为打通政治与性两种话语生产的要道，从而使得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推动，造成一种本能性谵妄，即本能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理性盲目，继而形成政治欲望主体的畸形。福柯曾认为，“本能有一个在政治上很重要的位置(我要说，在19世纪初，在权力的矛盾、要求和再分配中，本能和本能的疯癫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④，而“这个本能是作为危险最纯粹最绝对之形式的携带者。”之所以福柯将本能作为最危险的形式，是因为它在政治和性这两大领域发挥共同作用的时候，其产生的破坏力是惊人的，直接导致畸形的出现。福柯是如此界说畸形的，“畸形是这样一个人，金钱或者思考或者政治权力都可能使他反过来违背本性。以至于，在萨德的畸形中，通过这种权力的泛滥，本性反过来反对自身，最终消灭了他自然的理性，仅仅成为某种恐怖的畸形，它不仅疯狂地攻击其他人，也攻击自己。”⑤
这种转换形式在《也算爱情》里吴丹心和李解放的关系中最为典型。作为工作队队长的吴丹心对队员李解放产生了无法遏制的爱欲，小说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了两人的性与激情。但文本中的性话语无法获得独立的位置。这种无法独立性就体现在性必须借助政治的力量进行，而性的加入又使得政治以一种更为疯狂的方式运转，最后导致人本能的谵妄和畸形。表现在小说中的是，吴丹心与李解放的性越狂烈，她对他进行的政治批评就越激烈。即便李解放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吴丹心也总会在最后关头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李解放，让他背负沉重的政治压力。吴丹心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就是，“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你，也保护我，保护我们俩。”⑥但性一旦与政治权力结合，前者将会极大地刺激政治欲望的生产，从而使得两种欲望相互缠绕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在小说结尾的反高潮描写中得以体现。当腊梅得知俩人的事情后，吴丹心先发制人，将腊梅和李解放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这是典型的政治与性两种话语共同运作的结果，达到的是清除情敌和保护自己政治地位的双重目的，在这种目的中，人的畸形出现了。当李解放最后揭穿吴丹心的面目时，本能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理性盲目将自我和人性推向了深渊。
总之，在《漫水》的这些小说中，政治与性通过以上两种形式构成特殊的内在转换机制，并以此建构起特定时期的历史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个人性无处藏身，历史本身也显示出动荡、不安、混沌、荒诞的多种面向。这使得我们对历史的定义不再明晰，也无法理性，它就像《雾失故园》中那最后消失在雾中的故园，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历史的迷落之感。
注释：
①②③④⑤〔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不正常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226、227、108、154页。
⑥王跃文：《漫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