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的中国文学界，如果有人提及作家王跃文的名字，就必然会把他同官场小说联系起来，正如同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以及王朔之于痞子文学等等。人们把王跃文与官场小说自觉联系起来，固然缘于王跃文的确创作过大量的官场小说，有官场小说第一人之称，但是仔细分析一下王跃文迄今为止的创作实际就不难发现其偏颇，换而言之，我们存在一定的误解。在《官场无故事》序言中，王跃文就曾不无无奈地表示：“所谓官场小说，不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我的作品，都是严重的误读”。尤其是王跃文近作《漫水》(集)的出版，让人们更加有理由相信，不能简单地把王跃文的小说创作仅仅设定在官场小说的框子里，其作品的取材范围、审美向度及精神内涵等等早已溢出官场小说的边界和视域，较之于普遍流行的其他官场小说，显得更博大精深，更富艺术魅力！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往往游走于都市(言要是官场)与乡土之间，把理想与现实、美好与丑恶、崇高与卑劣、传统与现代等等辩证统一起来，并且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以其知识分子的高度责任感与深切忧患意识，试图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王跃文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官员还是农民，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高低贵贱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而表现人性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就成为王跃文始终秉持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原动力。
一、批评锋芒掩盖下的人道关怀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国画》、《 梅 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大清相国》等。同大多数官场小说一样，批判性是其显著的风格与特色。由于深谙官场，在王跃文的笔下，现行的官场生态、政治体制、用人机制等存在的弊端以及由此滋生出来的诸如官僚主义，腐败、黑幕、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首先成为其批判的对象。
在《国画》中，朱怀镜是作者用力描绘的一个人物，也是当代官场小说人物画廊里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时常以官场清流自居并被人们“接受”的好官朱怀镜，其人生轨迹与升迁之路，正是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同类型官员的真实写照。当还是边穷小县乌县副县长时，朱怀镜就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编造谎言蒙骗上级，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阻碍记者曾俚揭发假种案，而这次事件给当地农民造成2000多万元的损失则不在其考虑之列。在向厅级干部迈进的过程中，他终于悟出为官之道找到了窍门。之前，像他这样既无政治背景又不愿吹牛拍马和请客送礼的“儒官”，是不可能得到提拔的。做官，就必须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做官，也意味着一切，金钱、美女、受人尊重等等。一旦他谙熟其间的道道时，一方面他仕途从此一帆风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他抛却先前所秉持的为官伦理道德与理想而彻底沉沦。
而《朝夕之间》里的主人公关隐达，同样出身草根，没有任何为官的政治背景和基础，虽然他的仕途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又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地委书记陶凡的秘书，后来更做了书记的女婿！关隐达的“三起三落”，或者说“三隐三达”，一切皆因地委书记陶凡。关隐达形象的深刻性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揭示出当代政治生态文化中关系学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官员的升迁与提拔，甚至于整个政治生涯，不在于你有多大本事和才干，也不在于你多么的高尚和有道德，全在于你是否有关系会拉关系。
王跃文在批判当代官场中种种病灶和贪腐官员丑态时，笔锋犀利异常，但是，他有别于或者说比其他官场小说家高明的是，他是怀着无比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去批判官场生态文化和表现官员诸多不良行为的。所有这些党的官员，他们均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他们在清廉、德政、奉献、奋斗、为民着想时，依然有私心杂念，时时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得到升迁或保住自己的位置和既得利益，他们也会投机钻营、阿谀奉承、见利忘义，甚而养情人、行贿索贿等等。在此，作者批判、不耻于他们行径的时候，又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与包容。如果我们再沿着作者的思路去深究下去，就不难发现当下做官的困难与尴尬，而要做一个好官与清官则更难。正是现行的时代大环境、现行各种规章制度的不完善及传统的官本位主义等等因素，再加之许多官员个人意志薄弱、信仰缺失而经受不起各种诱惑才导致最终堕落的。也正因如此，王跃文的小说创作不仅触及到了社会深层结构问题，还涉及到了当今时代的政治文明和文化心理结构，碰触到人的灵魂世界和时代精神的重大课题，因而作品的品格已不能用官场小说来加以界定，而达到了优秀政治小说的高度与深度。
二、浪漫温馨笔调下的人性书写
前面提到，王跃文的审美笔触主要游走于都市与乡土之间，如果说其官场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话，那么，《漫水》等小说则是其表现乡土生活的代表。
《漫水》集包括《漫水》、《我的堂兄》等七篇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王跃文逐步抹去官场小说的批判锋芒，以温馨和朴素的笔调，状述了上世纪6、70年代家乡漫水农村的现实生活，其中虽然不乏对时代苦难与政治的表现和批判，但是对人性之美之善的肯定与赞美则是其创作的重点，也是作品的最大亮色。
在《漫水》人物系列里，最能打动读者触动读者情感心理的，是余公公和慧娘娘。
余公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他同漫水的大多数农民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仅在于他是个匠人，木匠、瓦匠、画儿匠，样样精通。更主要的是他的见识、做人原则与人生态度等明显与众不同。作品开篇即对余公公的与众不同作了铺垫和描绘：“外乡人从漫水过路，必经这栋大木屋，望见屋上的瓦角，里手的必要赞叹：好瓦角，定是一户好人家！”而在上世纪6、70年代物质普遍匮乏的中国农村，所谓好人家，并不是说他们家是多么有钱有势，而在于当家人的见识较多，善于划算与安排生活。“余公公的老屋是自己割的，他六十岁那年就把老两口的老屋割好了。”小说中并没有有意识地描写余公公是怎样教育和培养子女的，但儿女们的“太出息”无疑也是对他家教与见识的由衷赞美。余公公的聪明与善于谋划，还表现在树新屋。“平时别人家修屋，必是请木匠先树起屋架子，再慢慢装壁板和门窗。老余心上有谱，先把壁板和门窗做好，统统堆放在屋前屋后，拿油毛毡和稻草盖着。万事齐备了，只要把屋架子树起来，一声喊就有新屋住了。”“有谱”二字，极为准确的表现了余公公远见。
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动荡年代，在人们普遍为生活发愁的特殊历史时期，余公公始终保持着达观的人生态度与高雅的生活情趣。同村乡亲们屋前屋后一般种的是蔬菜，而他种的却是花木。他把菊花当作炒菜调味品，时常吹奏笛子，等等，这种情趣和格调，即使是现今的大多数人们，包括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都拥有他那份情致吧。在余公公的身上，寄寓着作家的某种人生理想和情怀，那就是排除世俗的干扰，享有心灵的自由的乌托邦。
余公公性格中最为闪光的则是其仁义好施，坚持做人原则。当他听到绿干部摆龙门阵而侮辱慧娘娘时，他根本没考虑得罪了绿干部的后果，而是义正词严地加以呵斥：“哪个畜牲在放屁？”“不要以为你屁股上挎把枪哪个就怕你了！我们不犯王法，你那家伙就是坨烂铁！告诉你，漫水没有不干净的女人！你要是乱说，我把你嘴巴撕齐耳朵边！”真是大气凛然，刚烈正直无比。而与慧娘娘的友好相处、为狗咬了人争相付钱以及对龙头杆的维护和被偷后的自责、重做等等，无不体现出余公公的高尚品质与道德情操。而这，也正是几千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浸染的结果。
慧娘娘的善良与贤慧，则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化身。她出身卑微、低贱，甚至人们不知其姓什么，娘家在哪里，但她却默默地承受着。日子再苦，生活再难，她依旧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主动接生，做赤脚医生，当妆尸婆，一切均出自其天性。人性的美好在慧娘娘身上显露无遗。
其他人物如《我的堂兄》里的通哥、《桂爷》里的桂爷 、《乡村典故》里的满叔等，也性格独具，各有光彩。
总之，《漫水》集对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如何坚守传统伦理道德、保持淳朴民风民俗及地域文化等方面都作了有益探索，表现出对美好人性的真切向往。
三、王跃文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王跃文及其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王跃文小说的贡献和文学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跃文的小说把当代官场小说的品格提升到政治小说的高度。20世纪90年代官场小说崛起后，短短十几年里涌现出一大批的作家作品，代表性的包括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陆天明的《苍天在上》、阎真的《沧浪之水》等。当代官场小说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思想深刻性的不足与艺术表现力的欠缺，人物脸谱化、生活表象化、思想观念化、艺术公式化等，而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朝夕之间》等官场小说，虽然或多或少存在上述之不足，但是从整体来看，它们均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而又超越现实；坚持客观写实，而又能时时与笔下人物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既重视人物活动的具体表现，又能够深入挖掘其之所以这样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种种根源。因此，王跃文的小说明显高于同时代的其他官场小说，它们不仅对转型期的中国当代官员起着警示作用，而且对于国家现实政治制度建设、完善民主监督以及促进政治生态文化的健全等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其次，王跃文的小说引领时代创作潮流，其社会效应与广泛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领域，成为一种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中国当代文学中，虽然在王跃文之前已经有作家创作官场小说，如刘震云的《官场》等，但是，官场小说创作真正成为一股潮流，则是从王跃文1998年《国画》出现后才开始的。此后，一批批作家作品相继涌现出来，而社会各界都在谈论争议官场小说，尤其是许多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反腐倡廉”等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的焦点，反过来，众多的官场小说也相应的长期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有的甚至成为当公务员的指导书。王跃文真的功不可没。
第三，王跃文的《漫水》等乡土小说，不仅强化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保护意识，而且延续了自“五四”以来散文化小说的文学传统，既浪漫抒情，又侧重对人性尊重与书写。只要把王跃文的乡土小说同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传承。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转型与过渡时期，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与价值，是十分难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跃文的小说依然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