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水》余公公为何拥有绝对话语权？其话语资本包括哪些？话语权体现什么样的价值观？塑造此话语权形象目的何在？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产生话语，并通过话语运作。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话语传递说话人隐喻的思想价值观和相关的文化背景。《漫水》掌握话语权的是余公公；话语权匮乏者是强坨 ，他之既成匮乏原因也是匮乏的牺牲品。【1】当代小说从寻根文学开始作家就选择了在小说历史叙事中展现家族村落的兴衰荣枯或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从宏观到微观，从显性政治学到潜在存在论的转变”。【2】《漫水》余公公话语权指涉文化、经济、道德等多种话语资本建构，并接近一种类似复调的叙述策略，最终导向仁义礼智信等文化正能量及宗教哲学的形而上追索，或许暗暗昭示作家回归传统倾向？
余公公话语权言说的文化资本可追溯到儒家的读书种田观念，因三个儿女读书成才移民异国他乡遂成为村人艳羡对象。其堂弟媳慧娘娘多次为自己儿孙读书不中用落得家庭破裂、四处打工而黯然神伤。余公公拥有话语权仰仗的文化资本是个很重要的砝码，其读书观念亦折射出作家隐藏的知识经济意识。文化资本唱戏需要经济基础搭台。话语权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似乎是一个真理。小说开头以说书人腔调娓娓道来“好屋有好瓦角”，好瓦角引出木屋主人木匠高手余公公。小说中的田园和住宅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景观，它也是一种可以解读的“文本”。大凡想到李顺大造屋就不难理解好木屋的象征意义，它是余公公当年经济势力的历史见证。同样是没有儿女准备老屋，为什么村人就不骂余公公儿女们不孝呢？而发生在强坨身上，他就成为千夫所指的不孝之子？余公公儿女们不准备老屋，不等于没有经济实力。深化改革后乡土空间发生巨变，木屋不断被砖瓦洋楼取代。强坨自己新屋树不好妄说割老屋给父母了。说到底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非是否准备了老屋的问题。余公公不愁没新屋住，倒是他想不想住：“哪个稀罕砖屋？哪有住木屋舒服？”言语透露出一种傲然不屑。优越家庭经济基础，间接为余公公晚年人生留下诸多挥洒空间，为其慷慨行善，赢得人心，掌管公共话语权奠定基础。
经济资本或金钱这只“看不见的手”却暗暗操纵强坨父子和慧娘娘命运。强坨父子命运惊人相似。慧公公解放前穷得娶妓女回家。作家幽默道“懒人自有懒人福”，但经不起仔细推敲。试想想20世纪50年代初再怎么开放把妓女领回家当老婆可不是什么有脸面的事！何况婚姻和树屋一样在大湘西农村被视为家庭大事岂可马马虎虎？！穷人的婚姻只能将就。强坨媳妇最终跟了别的男人；父母老屋也准备不起，原因还是一个“穷” 字。穷人的经济弱势还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强坨儿女十五六岁未成年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母亲慧娘娘也有病。村人“大不孝”帽子扣到强坨身上，慧娘娘居然认同村人评价。大不孝潜在话语依然指向经济资本。俗话说，无债一身轻；佛教中也有“债”和“还债”之说。余公公越慷慨借债赊债，强坨母女越不心安。金钱的温情反而强化余公公不自知的经济资本优越感和无形的压迫感。强坨正因为“穷得不孝”，只好去偷。卖龙头杠或许是为了捍卫人该有的尊严底线。漫水民俗正月十三可随意偷菜，该民俗一箭双雕印证经济资本的特殊地位；同时又反证漫水民风淳朴源远流长。村人“惩恶扬善”之举终究唤醒了强坨的良知和忏悔，人性失而复得，看似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经济重压下导致的人性扭曲与伦理变异依然令人震惊，王跃文书写不显山露水，却举重若轻地抵达了人性挖掘的深度。
经济资本或经济话语权拥有与否直接关系到主人公命运走向。主人公命运对比不难得出结论：不读书，只能卖苦力，穷困，遭人鄙视，在地方抬不起头，没有话语权；读好书，就能出人头地，经济优裕，照顾家庭，光宗耀祖，拥有顶礼膜拜的话语权。经济资本获得与否左右文化资本获得与否；经济资本又演变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话语权的重要判断准绳。余公公一家是其中受益者，强坨一家是其中受伤者。
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饶舌妇秋玉婆散布流言，绿干部讥笑慧娘娘出身，余公公亲自剿杀其负面话语权。“绿干部”被慧公公报复；但只要在余公公这里“备案”，则万事无忧。余公公没有世俗的官员身份，却坐拥类似于过去湘西地方自治最高统治者寨老、土司等权力；或类似于福柯权力话语中的“规训权力”。基层行政力量村主任、书记缺席；官员唯一代表“绿干部”甚至成为余公公教训、取笑对象。强坨偷卖龙头杠，余公公赦免其家法伺候，但也行使了道德教化的权力。余公公知道哪些行为是合式的，符合族规旧礼。其实一个人拥有多少经济财富，并不代表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他对合法文化亦即高雅文化的鉴赏能力，才是他阶级地位的最佳说明。余公公对宗族文化恪守才是他话语权拥有之核心。
从良的妓女胜仙女，虽是引用古话，但这句话出自余公公之口也就拥有不一样的话语权！话语权开启了某种现代意识。慧娘娘识文断字，会接生，能妆尸，懂音乐，她再漂亮能干有文化，就她曾经从事的古老职业就理应受到的舆论唾弃。同样是妓女面对家法族规，《白鹿原》中田小娥被白嘉轩施以镇妖法事。而余公公把人当做人的现代意识巧妙消解了慧娘娘的道德原罪，其法外权力资本也让渡慧娘娘后半生平安幸福。余公公用礼法族规加上他的仁义善良赢得族人拥戴；又用他现代意识得到外乡人尊重；还用他的人格魅力使得强坨迷途知返，秋玉婆适而可止等，可谓一网打尽他身边社会关系。小说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调和成理想人格化身的余公公，强坨的改恶从善为其重生带来契机，是否预示消费时代人性物化的终结可能？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停地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匮乏。【4】
语言生成的过程也是思想生成的过程；思想渗透在语言中，寻找语言即是对思想的寻找。大湘西的漫水属于典型的楚巫文化之地，佛道淡泊宁静生死豁达思想对漫水人影响很深。漫水人言谈不避生死淡泊名利。“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争赢了又算老几？都要到太平垴去的”。即使人老孤独，也是淡淡的忧愁，“人老了，说冗话”；“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认同人虫一生，命运同理；瓜熟蒂落，死后回归自然。乡土现代化木匠余公公几乎失业他却不以为然，唯一遗憾是法事圣器千年不腐的龙头杠非自己所雕。作家对这个“遗憾”采用了隐性预叙方式，当真龙头杠后来被偷，77岁高龄的余公公马上另做了一个更好的，照应了预叙的“遗憾”。还有“种地是种脸面，地种的不好见不得人”！因为“要脸面，所以事事都做得好”！这样一个争强好胜的人甘心失业吗？不像《远处的伐木声》老桂木匠忙着收徒弟传授看家本领；也迥异于《秦腔》的文化挽歌格调。余公公根本不考虑木匠衣钵是否有传人，也无手艺无处传承的困惑失落，少了一份忧虑多了一份佛道的淡泊随性得失随缘，其话语权言说升华为一种宗教意识，照亮了通向极致的修性路途。
占尽经济文化道德资本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余公公还有什么不满足？其孤独感又从何而来？几处细节可见作家龙蛇之笔。一是年年准备的团年腊肉送不出去；二是儿女们派来的安慰团队。小说交代漫水人家家养狗，余公公所论“狗道”影射的不都是“人道”吗？小说还有两处复调叙述：初九母亲病重以死相逼不准余公公参军和初十慧老弟引慧娘娘回家。核心意象“家”反复出现，“对自己话语重复以至于使人丧失了对现实语境的起码判断；重复的过程中人的机械化得以彰显”。【3】现实空间早已变更，余公公心理时间依然停留在过去某个节点，即意识的延宕。“家”重复叙述表面适用人老记性不好，深层隐寓着对人伦亲情的珍视和渴望。在此，经济资本消失它颐指气使的霸道，文化资本收敛它高傲俯视的姿态，道德资本收回它的教化特权，有钱的没钱的会读书的不会读书的道德高尚的道德缺失的统统皈依于诗意还乡的言说中，文本叙述超越话语权消长，洋溢着深切的悲悯情怀。
注释：
【1】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P366.
【2】王岳川，《重写文学史与新历史精神》，《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
【3】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P14。
【4】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编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年P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