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前有栋精致的木房子，六封五间的平房，两头拖着偏厦，壁板刷过桐油，远看黑黑的，走近黑里透红。桐油隔几年刷一次，结着薄薄的壳，炸开细纹，有些像琥珀。”
这是一篇中篇小说的开头，小说的题目叫《漫水》，刊发于《文学界？湖南文学》2012年第1期。若是把小说作者的姓名隐去，估计很少有人会想得到，它竟然出自王跃文之手。原因在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王跃文主要以官场小说闻名于世，是官场小说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这次写作《漫水》，他却有意离开自己扎根颇深的写作根据地，不写官场上的情态，而是写一个小地方的事事物物。
对于一个有着众多读者并且颇受批评界肯定的作家来说，这种转变，有值得注意的一面。若是借用文学史的视野和方法来进行类型划分的话，《漫水》显然属于乡土小说。也许是因为从官场小说到乡土小说的跨度比较大，有个别据说过去很喜欢王跃文的读者在读了《漫水》后“悲愤不已”，遂对王跃文大失所望。事实上，从为世人所熟知的《国画》、《苍黄》等官场小说到《漫水》这样的乡土小说，有一条隐秘的精神通道，正如谢有顺所指出的，王跃文的成功，“其实不在于他写了官场，而在于他写官场却跳出了官场俗套的权力争斗、政治黑幕，把着力点放在了人性、人情上面。因此，与其说他写的是官场小说，还不如说他写的是人情小说……《国画》、《西州月》、《苍黄》等作品，不是看热闹式的官场现形记，而是以自己独特、隐忍的视角，看到俗常里的真相，戏剧人生中的悲剧。”而《漫水》同样可以说是人情小说——它所着力展现的，是乡土世界的人生与人心。
《漫水》有一个爱情小说的框架。它最主要的故事线索，是由有余(余公公)和慧阿娘这两个人物的经历组成的。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漫水的青年有慧从城里领回一个漂亮的女人，借此成了家。这个女人本来是一个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妓女，结婚后，大家都叫她慧阿娘。有慧那位出了五服的兄弟有余，在第一次见到慧阿娘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她。慧阿娘人长得非常漂亮，心地善良，能识文断字，眼界较为开阔。她与没有什么文化、还有些懒惰的有慧谈不上有什么精神交流，与有余却颇有些心有灵犀。他们彼此相互吸引，互相倾慕，在数十年的交往中，却没有任何“出格”的举止。这样一个爱情故事是动人的，小说里的许多细节都写得非常漂亮，让人感之叹之。此外，整篇小说的铺排，并没有止于讲述一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而是将一个地方的诸多风俗习惯和地域景观揉入其间。也就是说，在逐渐展开这一爱情故事的时候，王跃文也写出了他对漫水这一乡土世界的认识和想象。他叙事和抒情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与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一样，王跃文笔下的漫水是一个具有浓厚的诗性气息和地域经验的文学世界。漫水这个地方，有其独特的民风民俗和伦理准则。在漫水人的心目中，生与死都是极其神圣、庄严的事情，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要举行一套颇为复杂的仪式。按照漫水的规矩，人过世了，“寿衣寿被要女儿预备，棺材要儿子预备”，另外，“得用龙头杠抬到山上去。孝男孝女们身着白色丧服，又拿连绵几十丈的白布围成船形，拉起十六人抬着的灵棺慢慢前行。已行过了水陆道场，孝子们拉着龙船把亡人超渡到极乐世界去。”
漫水这个地方的人心之浩瀚，人生之庄严，首先就体现在这些仪式中。小说里有个人物叫秋玉婆，喜欢说人坏话，造谣生事。她在喝乡酒的时候突然发病身亡，那时候，她的寿衣和棺材都还来不及准备。有余“是木匠，也会瓦匠，还是画儿匠”，“画儿匠就是在家具或老屋上画画的，多画吉祥鸟兽和花卉。不只是画，还得会雕。老屋就是棺材，也是漫水的叫法。还叫千年屋，也叫老木，或寿木。”有余虽然并不喜欢这位爱说人闲话的秋玉婆，与她有过多次的争执——她曾造谣说慧阿娘的儿子强坨是有余的私生子——却还是锯了自己屋的木料，通宵给秋玉婆做棺材，慧娘娘则极其认真地给秋玉婆妆尸。这里面，既有对恶人恶事的宽恕，也有对风俗仪式的敬重。有余和慧阿娘，都不是那种让自己的心灵一味地往阴暗里走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非常强大的道德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力量，他们的人心才是浩瀚的，他们的人生也是庄严的。
《漫水》不单讲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更是生动地呈现了漫水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漫水这个地方的风貌特色。借助这样一种书写，王跃文还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以及对当今时代的担忧。对于漫水这样一个乡土世界，王跃文是怀有爱与敬重的。这样一种情怀，从小说里对漫水的民俗民风、人性人情的书写上不难看出。可让人揪心的是，漫水已不复是一个自在自足的世界。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漫水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伦理秩序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小说里的漫水，可以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留不住人”的世界，一个贫穷的世界。有余的两个儿子都出国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德国，女儿也随女婿住在香港。这个细节很值得我们注意，也引人思考：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冲撞不断增强的今天，漫水的“地方性”如何维系下去？有余儿女的出走他乡，是出于怎样一种动机，我们无从想象。可是从留守在漫水的一些人身上，我们也可以隐约地看到，他们的人生有其沉重的、悲哀的一面。慧阿娘的儿子强坨，就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他老婆嫌家里穷，走了好多年了。他的一对儿女也都不是读书的料，十五六岁就打工去了。为生计所迫，强坨每天在窑上替人做砖，挣几个辛苦钱，早出晚归，却还是连替他父母造棺材的能力都没有。后来，穷怕了的强坨抵不住诱惑，不惜联合外面的人把龙头杠给偷去卖了。在漫水里，龙头杠可以说是民俗文化的象征。偷龙头杠这一细节，大有意味——它正是漫水的本土特征岌岌可危的象征。
除了经济层面的因素，来自政治层面的因素对漫水的影响，也值得我们重视。《漫水》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建国以来的诸多中大的政治事件，例如土改、反右、文革、市场经济改革，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波及漫水这个小地方。有余在和经常到漫水来蹲点的政治人物“绿干部”对话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道：“我活到四十多岁，漫水老老少少两千多人，我个个都晓得。讨嫌的人有，整人的人有，太坏的人没有。整人，都是跟你们学的。过去，漫水也有整人的，那叫整家法。有那忤逆不孝的，关到祠堂笼子里，笼子外放一根竹条子，哪个都可以去打他的**。我长到这么大，只听见过去整过一回家法。 你们蹲点蹲来蹲去，整过多少人？”有余还提到，“那位被整家法的人到土改时是最红的人。过去忤逆不孝的人，到你们手上成了宝贝！”在这些话当中，国家政治暴虐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而政治伦理对乡土伦理的破坏也令人深思。
透过上述的情节与细节，我们既可以看到，《漫水》既洋溢着一种田园牧歌般的美好情调，也埋藏着一些隐忧。这两者，构成一种“内在的张力”。漫水并非总是那么谐和，每个人都能“把日子过得像闲云”。与沈从文笔下那世外桃源般得湘西一样，它也终难抵挡那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而成为一个“失乐园”。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漫水》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如果仅仅是从里面读到一种牧歌的情怀或者情调，那么我们就忽略了这一文本的深层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