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王跃文自《国画》出版以来，在当代文坛，一直以写作所谓官场小说驰名。但事实上，在表现官场人生的同时，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王跃文还不时回眸故乡，写了一些富有乡土气息的作品，如《雾失故园》(载于《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5期)、《冬日美丽》(载于《青年文学》1997年第6期)、《也算爱情》(载于《新创作》1999年第4期)、《乡村典故》(载于《当代杂志》2003年第2期)、《我的堂哥》(载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第3期)、《桂爷》(载于《芙蓉》2006年第2期)、《漫水》(载于《湖南文学》2012年第1期)等。这些乡土题材的作品，或表现极端政治时代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或揭示经济大潮中人性的堕落，或对诗意乡土人性美好的坚守和凝望，无不显示出这位小说家对人性挖掘的多重向度。可惜的是，当代评论界对之还没有相应的注意与评论。在我看来，如果把王跃文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写的这些乡土题材小说，放在一个非常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打量，我们可以寻绎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作家创作审美嬗变的痕迹。
一
一般而言，作家对于乡土的表现尤其是对故园的回忆，总是充满一些诗情画意，但是王跃文最初对乡土的凝望和表现，却显示出一种历史的隐痛。“只要想到写故乡一样的乡村，我就窒息”。《雾失故园》就是这样一篇隐含儿童记忆创伤的小说。作品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写出了发生在故土上的种种人性扭曲和异化。故事的背景是一个极端政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上，政治凌驾一切，成为社会存在合理与否、价值高下判断的标准，政治可以支配和影响人的基本生理和精神需要。“我”作为恶霸地主的后代，看见妈妈，一个漂亮的农村女人，是如何被队长同族的张老三在寒冷的冬天强奸之后瘫痪在床，即使这样，后来还不时在家里来纠缠和泄欲。在作品中，由于政治对性获得了绝对支配的权力，掌握或代表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随时攫夺或支配被专政对象的身体，而那些政治上处于被支配的对象在反抗专制时，也只能以一种反人性反伦理的方式进行。“我”的父亲驼子面对妻子被凌辱的现实，一方面为了苟活，在各级干部面前卑躬屈膝；一方面为了缓解自己的精神紧张却一次又一次地对妻子施虐。由于内心对张老三的日积月累的仇恨，“我”对其女儿桃花的身体只是充满占有的快感而始终说不出那个爱字；而“我”的哥哥更是把睡了张老三的女人“上海佬”作为一种报复。可以说，在极端的政治年代里，乡村的秩序和伦理充满一种乖戾之气。严酷的政治氛围，可以使“我”祖父收养的船哥恩将仇报，既在学校忆苦思甜会上义愤填膺地揭露我祖父对他父母的残酷剥削，又对“我”姐姐心存非分之想。群众已完全失去了是非判断的能力，整人斗人成为了乡间的一种娱乐，当张老三要斗争地主驼子和地主婆时，“社员们立即活泼得像一群猴子。”小说故事的结尾让人体味到了历史的诡谲之处：从礼叔口中，“我”得知祖上的一些情况，祖父在村上原来是一个知书达理、乐善好施、慷慨助学的绅士，只因为心爱的儿子被其结义兄弟杀害，于是千方百计抓到了凶手，然后生吞了他的心。可以看出，《雾失故园》的叙事者对故园历史充满了怨怼和隐痛。“我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头脑不是很清楚。户外月亮朗照，地上像生了厚厚的白霉，令我呼吸困难。我紧闭双眼，屏息静气，着力去想一想故乡的一草一木。可向我汹涌而来的是严严实实的雾。”叙述者对于故园的回忆心态是复杂的，“当然在今天这样的夜，我拥着妻凭窗凌虚，或许又会一反常态，说到故乡。这种时候，我浅吟低唱般描述故乡，一月如钩，天青山黛，宛如一幅美丽的木刻。”
同《雾失故园》一样，《我的堂兄》也是从一个孩童的视角，来看待故乡人事的沧桑变化的，不过，相对于前者叙事的散漫，后者表现的对象较为集中，它就通过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堪可玩味的人生遭遇，传达出一些乡土文化变迁中值得回味的东西。作为一个民办教师，“我”的堂兄通哥的知识和智慧让他在极端政治年代一次次化险为夷，也赢得了下乡女知青阳秋萍的爱情；他是民间的智者，在政治极端年代，他就对“批林批孔”运动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他私下里对“我”说，林彪反对毛主席，批他是可以的，但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人，是教师的祖师爷，批他没有道理。面对农村赛诗会的狂热，通哥虽然置身其中，甚至是乡间赛诗会的组织者和促进者，但他却冷静地劝告“我”要好生读书，不要陷进去。但也就是这个通哥，在推荐上大学时却输给了连“儒法斗争”不知为何物的支书的儿子福哥。这篇小说结尾也颇令人拍案惊奇，辞去民办教师的通哥，后来在新时期的日子里生活每况愈下，老婆跟他离了婚，改嫁给了他一向所不齿的福哥，只因为福哥在氮肥厂工作；福哥跟村里同族的腊梅未婚同居，一口气生了三个小孩，为了生计，干些偷扒的事情，最后是偷到公安局长家里，被抓坐牢，正好碰到服刑的学生喜坨，很受照顾；而公安局长也碍于我的同学之情，把堂兄从轻发落。小说中的通哥，从一个积极进取的青年，最后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混世者，他既违背乡间伦理，又不断挑战国家政策法规，实在让人深思。
当然，在王跃文乡土小说里，在乡土背景下演绎一幕幕悲喜剧的主角也不尽是不谙世事的乡人。《也算爱情》中的吴丹心和李解放，一位是在农村组织批林批孔的女工作队长，一位是长相英俊、皮肤白皙的男工作队员。吴丹心巧妙地利用政治前途和一位已婚女人成熟的身体，成功地引诱了李解放，但在白日里的公开场合，她又利用一切机会不断敲打知识分子出身的李解放，以显示自己与李解放的身份距离；晚上背地里却一个劲地称赞李解放，在性事活动中尽显女性柔情，让李解放如吃鸦片，难以自拔。李解放尽管对吴丹心做法有所抱怨，但蓬勃旺盛的身体却无法拒绝吴丹心的挑逗。在吴丹心的点拨、指导和成全之下，李解放“性成长”非常快，政治与性在此竟然实现了不可思议的美妙的结合。如果不是农村妙龄少女刘腊梅的出现，也许吴丹心与李解放的性愉悦活动会继续私下里自由活泼地滋长。尽管在李解放和刘腊梅之间横亘着城乡差别、阶级的差别，但也许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两性之爱的基础之一，就是外表的吸引、身体的愉悦，根正苗红的刘腊梅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李解放。尽管吴丹心百般防范，还是没有阻挡住刘腊梅与李解放肉体的汇合。故事的结局具有反讽意味：李解放因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话而被群众喊口号斗争，吴丹心非但没有为情人解围，还顺带把刘腊梅拉扯进来一起揪斗。在那个“作风问题”足可以毁掉人一切的时代，李解放顿时感到绝望，当着群众的面，他勇敢地揭发了“吴丹心，假正经！每天晚上都缠着我睡觉！”的事实。《也算爱情》这个文本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个政治极端的年代，政治与性的纠缠。吴丹心和刘腊梅，都有各自依恃的政治优势，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李解放，都显示出欲望主体的积极性；而作为性(爱情)活动角逐的一方，李解放多少有些被动，但身体的欲望一旦被全面激发出来后，他又显现出对政治禁忌忘乎所以的反抗。虽然小说的最后只描述到吴、李、刘三人的性游戏在群众面前完全曝光便戛然而止，但读者不难想象，在极端政治的年代，三人因此遭到政治的严厉惩罚是可以想见的。正如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对性行为评论时所说的，“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①]在一个极端政治的年代，“性”不可能不被民族、国家、阶级、革命等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重新编码。虽然性的本质是追求快乐、追求自由、追求个性，反抗权威，但这些要素恰好是极端政治的年代意识形态所极力摒弃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发生在乡土背景上的《也算爱情》是对“极左”年代政治压抑人性的一种解构。
二
王跃文的乡土小说，除了对极端政治年代人事的一种沧桑记忆，还有一种对新时期以来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一种思考。《桂爷》中的老支书桂爷，“硬邦了一辈子，不肯服输。”但年岁不饶人，病痛中的桂爷，田地耕种成了问题。好心的村长大发去乡里要为桂爷争取五保户，李乡长说全乡五保户指标有限，村里已有了一个五保户四喜，因此不可能再给指标，但答应大发，等四喜死后，桂爷可以顶上这个指标。于是四喜就和桂爷耗上了。故事的结局是忧伤的：病中的桂爷听到鞭炮声，以为四喜死了，于是遭到四喜咒骂和村里的人误会，最后在羞愤之下选择悬梁自尽。《乡村典故》通过叙述“满叔赢官司”这一乡村典故原委，揭露了乡间执法者的贪婪和狡诈，也表现了普通民众在乡村秩序和伦理维护值得忧思的地方。村民陈满生，尽管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因为家里一头牛丢了，他去派出所报案，胖警察索要办案费八百元不成，于是以了解“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名义，转弯抹角地摸清了村里人打牌的线索，最终一锅端，当场搜走了几万块钱的赌资，并抓走了村里打牌者，并要交钱赎人，其中就有满叔的侄儿祥坨。释放回来的祥坨，在满叔的逼问下，承认了头牛的事实。陈满生碍于亲情，决定不举报。但派出所的公安还是知道了，带走了祥坨，并千方百计要去了陈满生的办案费八百元；县物价局也闻讯赶来，故技重施，又要走案值评估费三百元。陈满生丢的那头牛，市场价也就一千一百元。王跃文还有些小说，显示了改革开放大潮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对乡间伦理和情感的冲击和破坏，从乡村基层领导到普通村民，都遭受着各种利益博弈面前正常人性和灵魂的拷问。《冬日美丽》中的农家姑娘喜英，明知对象品行不端，因为羡慕城边上的繁荣，还是不顾家里人反对，嫁给了吃喝嫖赌的张有银。在一个和煦的冬日，喜英被丈夫活活地打死了。围绕喜英的死，婆家、娘家以及乡、村干部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展现了不同的处理态度。村支书春生“开始显得很仗义”，但到了桃坪，面对乡里管政法的宋副书记的威逼利诱，还是违心地服从了领导的安排，进行“私了”。结果是，宋副书记维护了乡先进治保单位的称号，喜英娘家也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养老费和丧葬费。唯一让娘家人不满意的是，村支书开始没有讲清楚，棺材费该由谁出，让有银家从中扣了三千八百块钱的棺材费。
当然，在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世界里，也不尽是对过去历史隐痛的一种呈现和反思，随着岁月的流逝，作家对人类生命在历史进程中的境遇开始有了一种超然的认识，对人性的解剖也不尽是负面价值的揭示，作家也开始在乡土小说中开始有意识地表现或建构一种富有诗意的人性。就在去年年初，《湖南文学》(2012年第1期)发表了王跃文最新的中篇小说《漫水》，随后这篇小说即被《小说月报》(2012年第4期)、《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3期)选载。王跃文的这篇小说，无论就它的背景表现、情节铺排、人物塑造，还是它的语言格调、结构，都显现出作家对以前乡土小说创作路向的一种超越和突破。如果说王跃文以前的乡土文学作品，往往把笔下的人物置于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境遇中去表现去刻画，从而显示出人性的种种堕落和异化，那么，《漫水》却通过一个充满温情和静穆的乡土世界的建构，张扬了一种健康人性之美，让人读后，产生无限的温暖和感动。
《漫水》的乡土世界，是诗情画意的风景与亘古如斯的风俗民情的交织，这幅画面上，传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是一个现代文明冲击下似乎早已淡出人们记忆的乡土世界。《漫水》充满温情和诗意的世界，是得力于作者对余公公和慧娘娘这两个乡间能人的塑造，正是因为有了余公公和慧娘娘，漫水的乡间伦理和秩序才得以维持。在余公公和慧娘娘身上，寄托了作者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某种凝望和回味。不过，《漫水》的乡土世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作者笔下时时流露出来的乡土世界秩序和伦理遭受侵扰的忧思让人深思的：县里“绿干部”的无知与无能但偏偏不时下来蹲点指导工作；穷愁无路的强坨竟然敢冒村人之大不韪和外人合伙偷走龙头杠卖钱；乡土世界的外观已经日益洋化：“下山时，余公公望望田垄中的村子，通通都是两三层的砖屋。白白的墙，黑黑的的瓦。只有自家是木屋，远看很不起眼。记得从前，家家都是木屋，高低都差不多，可望见炊烟慢慢升到天上去。”尽管余公公舍不得掀掉木房，因为“木屋是余公公自己修的，每根柱子、每块椽木、一钉一瓦，都经过他的手。哪怕有人树一幢金屋，他也舍不得换。”但余公公最后的这份坚守随着岁月的流逝还能坚持多久？村里的老人很悠闲，但这份悠闲中又无不含有苦涩的意味：“村子不像往日热闹，青壮年都出远门挣活钱，老人守在屋里打瞌睡，小伢儿都在学校里。偶尔听得鸡叫，就晓得是什么时辰了。”慧娘娘的一对孙儿孙女在南方打工，“说是过年回来的，又打电话说买不到火车票，不回来了。真买不到票，还是没赚到钱？”因此，《漫水》的乡村世界，随着老屋的逐渐消失，建设新农村主力军义无反顾地出奔，美丽善良的慧娘娘逝去，温柔敦厚的余公公日益衰老，它的秩序和伦理还能那么一如既往的和谐，显示出某种温情么？
结 语
从目前王跃文的乡土小说创作情况来看，其数量不是很多，但各篇都有自己的特色。总体来看，王跃文笔下的乡土世界，既有儿童记忆中的历史隐痛，也有经济大潮中传统价值观念衰变的感伤，还有精心建构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令人神往的诗意和温暖。纵观王跃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历程，王跃文的乡土小说表现，有一个中心线索，那就是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原来的乡村秩序和伦理是如何受到外来的政治、经济等元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在某种程度上，王跃文的乡土小说，给我们还原来了一个丰富多元的乡村世界，既实现了作家对于乡村书写那种复杂情感的宣泄需要，也满足了各个层次读者的审美期待。王跃文乡土小说创作，给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鲜明参照。在一般观念中，农民文化往往被当作与农业文明相一体的传统来理解，也就面临着被选择现代化方向的中国新文化和作家们所抛弃的命运。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前提，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是以批判和启蒙的姿态来书写乡村和乡村文化的。与这种批判姿态相对立的一面，那些选择与现代化方向相背离，对现实发展持批判态度的作家来说，农民文化也成为他们的“最后的堡垒”。比如30年代的沈从文，90年代后的贾平凹、张炜等作家的作品，在这些创作中，乡村和农民文化承担的正是传统卫护的角色。[②]事实上，按照社会学家的学法，文化可以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③]中国乡村文化是典型的小传统，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也有很大区别，正如陈思和所言，农民文化属于“民间文化”，[④]其内涵非常复杂。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对农民文化的批判者，还是对传统文化的卫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读或借用了乡土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复杂性远没有系统的认识和了解。显然，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乡土发展现实，我们还感觉到，王跃文还没有把自己的全部创作潜力发掘出来，他目前的乡土创作，还处于鲁迅所说的“乡愁式”的寓居之作类型。尽管作家在创造他的文学世界的时候，可以选择他喜欢的素材，也可以对这些素材加以主观化的理解和裁剪，也正如韦勒克所言，“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⑤]但我们还是希望，王跃文的乡土小说创作乡土题材的处理更宏观一些，对走在城镇化路上的乡村的阵痛，人性的复杂，表现得更充实一些，这是我们对于王跃文的期望。
[①]【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②] 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县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③]【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修订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⑤]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