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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学者郝苏民发来一封邮件,是他刚刚编好的随笔集《骆蹄集》的文稿。细细琢磨他所拟定的书名,不期然地就想到了“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诗句,也就从中多少读出了他的苦心:他把自己比作一匹终年在漫漫沙洲里负重跋涉不辞劳苦的老骆驼。以骆驼自况,对他而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郝苏民的这束随笔,乃是这个朔方回民之子,如今堪称是民族传统文化、人文学术净土守护者的“尕老汉”,从1986年起主持《西北民族研究》学刊以来至今30年期间未曾间断、以每期一篇“卷头语”的形式留下来的一串串脚印。碰巧的是,文章共77篇,而其人正逢77岁!意味何其深长!西北花儿有段唱词儿说:“一个(么就)尕老汉哟哟/七十七(来么)哟哟/再加上四岁者(叶子儿青哟)/八(呀)十一(来么)哟哟。”黄土地里迎着劲吹的朔风长大变老了的尕老汉,对待世态,严酷也好,炎凉也好,总能怀着一副乐天的神态,常常是“既唱且演,伴有挑逗性鬼脸或即兴约定的体语:叉腰耸肩、比画手势等,以顿拍、节奏协调彼此动作,滑稽又戏谑,放怀更无羁,气氛轻松活跃,实在痛快。”满脸络腮大胡子的郝苏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即使在苦中也要作乐的尕老汉式的作家兼学者吧。
随笔,是社会和历史所需要与养成的一种散文形式。作者对世事、人事、文事、学事有感而发,题材随时捡拾,一鳞一爪,尽收笔下,抒情、叙事、评论,兼有而不拘一格,篇幅短小却不避锋芒,语言灵动而不乏犀利。我做过多年的刊物编辑,在我漫长的编辑生涯和阅读历史中,曾经形成一种不足为人道的私人看法,即:好的随笔并非一定出自作家之手,倒是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他们所写的一些随笔,往往更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文章也就自然更有嚼头。郝苏民的“卷头语”随笔,也许就属于这一类吧。
我的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也是吃编辑这碗饭过来的,在这一行里,见的、看的、接触的、经历的,可说是无计其数,但像郝苏民这样能连续在一家学术期刊的主编位子上一干就是30年的人,却着实并不多见。无疑他是一个例外,也算得上是个幸运儿。君不见,他主持这本学术期刊的岁月,跨越两个世纪,其时正遇上中国经历着改革开放的蓬勃进程,信息化、城镇化闹得沸沸扬扬,也就是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30年。随着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或明或暗地被改变,理想精神被消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学风不正、道德失范日见凸显。而以改造和推动社会进步、坚守学术道德和治学正气、发扬人文精神和抵制物质主义为己任的郝苏民,他的那支笔,从一开始就没有仅仅限定在纯学术问题和圈子里的学风问题上,而是时不时地把自己的视野和目光扩展到了全社会,抓住一点,生发开来,直抒胸臆,抨击现实,发扬正气,指斥邪恶。于是,如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人文精神和思想追求,几乎渗透在每一篇篇幅短小、文风轻松的随笔里。他的这些文字,也许并非篇篇都是精致之作,但最大的特点是与学院式的、书生气的玄论无缘,既非锈迹斑斑的旧八股,也不是花里胡哨的洋腔调,而是以治学者的视角、思想者的理性、随笔家的穿透力、“尕老汉”的幽默感,给社会和读者“存下了那一段世象、那一片生活、那霎时一角世相、一瞬间的心态或半屡思绪的残影”。对于一个随笔作者来说,我想,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郝苏民半生坎坷,是改革开放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转机。跌宕艰苦的人生境遇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出色的蒙古学家。作为作家,他著有长篇小说《曙光》、随笔集《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翻译过外国文学《金蛋》《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等;作为学者,主要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其人其文广为人知。近10年来,在西北诸民族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贡献良多。而《骆蹄集》不过是他人生著述的“另类”。苦难是智慧的摇篮。这部“另类”之作,也许比那些冷冰冰的学术著作,更多更深地显示出他的人生底色——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