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艺术创作的广阔天地

——对新时期中国肖像油画发展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的油画艺术迅速推进，肖像艺术的创作也得到全面复苏而进入繁荣发展期。在有识之士的提倡下，自1979年后在全国举行的各次重大的美术展览中，优秀的油画肖像作品频频出现，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首先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艺术表现意识的深化，恢复了油画作为艺术科学的自律性，使艺术家的自身创作价值得到尊重，进而对民族及个人命运深刻思索和对美的心灵和美的意境积极追寻，为我国肖像艺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在创作上，题材的拓展主要体现在艺术家对生活中普通人的关注，改变了只是为革命导师和少数英雄人物树碑立传的清寂状况，开拓了肖像艺术创作的广阔天地。1980年罗中立创作的《父亲》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幅运用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类似巨幅领袖画像的普通农民肖像画的出现，在极“左”思潮控制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在此前后创作和展出的其他优秀肖像画作品，如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闻立鹏的《红烛颂》、广廷渤的《钢水·汗水》、杨飞云的《北方姑娘》、朱乃正的《国魂——屈原颂》、陈丹青的《康巴汉子》、吴海鹰的《红花岗的怀念》、何多苓的《小翟》、张祖英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尚扬的《黄土高原的母亲》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艺术家主体精神觉醒所启动的创作潜力。

　　其次，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的油画家有机会直接面对欧洲艺术大师的真迹，感受到正宗油画技法的艺术力量，进而感悟到中国油画要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必须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把欧洲油画精华真正学到手。1980年前后，以北京和四川为先兴起了一股欧洲古典绘画热，人们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大师的营养，追求着油画的纯正品位，希望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艺术的高峰。

　　这种状况的直接影响是：作为欧洲油画的精华，从达·芬奇、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德拉克洛瓦、安格尔、塞尚、梵高、毕加索等艺术大师所创作的优秀肖像珍品，成为艺术家重要的关注目标。在实践中人们感悟到对欧洲油画肖像的研究，是学习和掌握欧洲油画的重要渠道。肖像艺术要求在有限的空间里去表现画家的精神境界和艺术追求，需要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及绘画技巧。所以肖像画水平的高低，往往又成为衡量一个油画家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另一角度着眼，也正因为这门艺术可依据的因素少，使得画家在非常集中的领域内去探索很重要的艺术课题，便于体现画家对变革中的中国油画所涉及的艺术个性、语言修养和形式的探索。以上这几方面因素，无疑是中国油画肖像艺术能有大幅度推进的动力。由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欧洲古典油画的大力推荐及研究的深入，使得我国油画的绘画技巧和表现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促进了油画肖像艺术的写实主义深入，而艺术的表现性、抒情性的融入，又为提高肖像艺术的表现力和向更广泛领域的开拓创造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另外，近几年后起之秀的崛起为油画肖像艺术的发展增强了活力，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创作力量。他们的努力体现在创作的各个方面：例如有的画家在运用古典油画技法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条件去努力寻找表现中国现代人物精神；有的着力于从民间艺术和地方风俗中探寻个人的创作特色；也有的致力于现代造型手法研究，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来反映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思考，寻求在作品中体现某种现代哲理；等等。多种探索的共存局面，使1978年以来的20余年成为中国肖像画历史上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无疑他们对各种艺术表现、风格语言的创造成绩或探寻过程中的经验，对油画肖像艺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新古典主义肖像画

　　与中国油画艺术总体发展一样，写实主义仍然是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的主流。在我国的肖像画家中，靳尚谊对当代肖像画创作具有代表性，其作品以纯正的艺术语言和鲜明的创作个性，成为中国肖像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在1983年创作的《塔吉克新娘》，成为当代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的典范之一。由此他进入艺术创作生涯的黄金期。《青年女歌手》《果实》《医生》《黄宾虹》《瞿秋白》《孙中山》《小松》《画家》《八大山人》等一批充满时代特色、体现多种类型人物形象精神风貌的作品，在艺术上所进行的成功探索，产生了广泛影响，吸引了大批后学者，为中国油画肖像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综观靳尚谊的艺术，是在不倦的艺术探索中一直致力于把欧洲古典主义油画精髓及它所体现的崇高理念精神，在当代中国条件下，较好地与民族传统精神交流融会，并丰富了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新古典主义学派，表达了他个人对生活理想的追求。而其作品中所显现的优美、静穆、典雅的境界，则给人以永恒的艺术享受。他的艺术成就及远见卓识曾影响了一代年轻艺术家。今天，人们把写实主义作为中国肖像艺术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靳尚谊及与其风格类似的画家们。

　　陈丹青的《康巴汉子》生动体现了在藏北高原上具有强悍粗犷生命力的群像，展现了不同人物性格特征，寓意深厚，给人以较强的情感冲击。而王沂东则以他在沂蒙山区家乡生活作为依据，创作了《刘二叔》《铁蛋》《蝉鸣》等作品，表现了山区深沉浓重的自然风气及淳朴无华的民风。汤小铭的《白求恩》、杨飞云的《记忆的歌》、郭润文的《出生地》、林永康的《青春》、徐芒耀的《回族大娘》等作品，以细腻的笔调在严谨的古典样式中，注入了现代社会中某种人的不安的灵魂所潜藏的情感冲击力，体现了画家精神和感情上的独立思考。

　　写意性肖像画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写实主义深化的同时，写意性、表现性、抒情性的逐渐融入，导致了油画艺术语言的多样化及丰富性。以写意性来说，1985年朱乃正创作的《初夏》有其代表意义。作品表现的是一位在西北工作的女艺术工作者，以“初夏”为标题，既是作画时的自然季节，又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联想。画家具有广博的文化修养，既擅中国书法艺术，又具传统诗文素养，挥洒自如的笔意和清爽优雅的色调，使自然界的初夏和人的青春年华融合一体。人物性格和瞬间神态的抓取鲜明自然，画面上大写意的笔触具有很强的表现性，为作品增添了清新的感觉，透出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詹建俊创作的《马大爷》，继续发挥了他在大型创作中特有的气势宏伟、笔触刚劲有力、节奏流畅的特色。画面上流动的强劲笔触和几大色块的映照穿插，以及独具匠心的构图安排和头部与身体的取势，用笔及形体有韵律的自如结合，特别是精彩的脸部结构及神态刻画，都十分耐人寻味。这张肖像画幅面不大，但蕴含在肖像中的情感冲击力令人注目。此外，像妥木斯的《蒙族姑娘》、全山石的《维族百岁老人买买提》和《塔吉克姑娘阿依古丽》、叶立夫的《红色的遐想》、谢东明的《女画家肖像》、孙建平的《韦启美》、俞晓夫的《自画像》、忻东旺的《来客》等，都属发挥肖像油画写意性特点的优秀之作。

　　象征性肖像画

　　上世纪80年代的肖像画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具有纪念碑性质，其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创作中相当突出。1979年由闻立鹏创作的《红烛颂》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其创造性不仅在于选取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寻找到了红烛、烈火等象征性的语言，更在于画家把闻一多的肖像和红烛与烈火组成一个统一体，构成一个真正的、别人未曾发现的意象，使写实与写意、理性和感性、抽象和具象较好地结合，使烛、光、火三者的逻辑发展与闻一多崇高、壮美的人格得到较好的结合，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与内涵深度，从而达到更为宽广的境界。韦尔申创作的《吉祥蒙古》抽去了时间及空间的限制，对三个不同年龄蒙古妇女的刻画，传达出对这个富于沧桑感的民族的历史思考。宋惠民创作的《圣山》则通过一位饱经风霜的母亲的感人形象和远处圣山神秘而圣洁的阳光互为衬托，象征性地表现出对一个古老而又伟大民族的情感共鸣，以凝重的旋律吟唱着画家对生活在世界屋脊地区的西藏人民和高原土地的热爱。这类作品还有吴海鹰的《红花岗的怀念》、沈加蔚的《红星照耀中国》、何多苓的《青春》、张祖英的《啊！蒙古·蒙古》等，体现了一个时期人们的精神指向。

　　表现性肖像画

　　随着现代艺术浪潮的冲击，不少画家在探索扩展肖像画的传统表现样式，更着力于表现现代人物在社会变迁中的精神心态和体现整体的形式美感。段正渠创作的《东方红——民间歌手李有源》，画面表现了一位迎着初升朝阳、高唱着信天游的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陕北农民歌手。背景间接整体，施以大面积的红色，充满着强烈的感性色彩，前景人物表情豪放、青筋突暴而沉醉于纵情的高歌之中，在粗犷而浓烈的基调中达到和谐。整幅画面的动感性具有强烈的感情冲击力，创造出一种原始蛮荒的美感，也隐喻了画家对主题的揭示。曹达立于1985年创作的《小舟》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一位印尼巴厘岛著名女舞蹈家的真实形象。他把海洋、热带植物、小船及青年舞蹈家组成一个新的幻觉空间，以寄托自己的情思和对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而罗尔纯以独具个性的手法创作的《咪咪》，表现手法简洁，色彩单纯朴素，略作夸张的人物造型及有个性的构图处理，使画面具有较强的形式感，着力揭示人物内心的流动心绪。戴士和创作的《林风眠》造型简练，略带夸张的变形，使人物情感表露与创作个性得到鲜明的展现。此外，俞晓夫的《我轻轻地敲门》、谢东明的《有红色背景的肖像》、刘小东的《父与子》、朝戈的《敏感者》、毛焰的《青年小卡的肖像》、李天元的《沿子》、刘明的《夏日海滩》、克里木的《阿克苏少女》、周春芽的《闭着眼睛的头像》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的独特视角，进行了具有个性特征的探索。他们在破坏原有的模式中寻找新的富有表现力的切入点，这种“破坏”也是建设的过程，中国的油画肖像艺术正是在这种不懈探索的过程中，焕发其勃勃的生机，在不断的变化中向前发展。

　　回顾西方艺术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经典型大师，都是杰出的肖像画家，都把对“人”的本身及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和画家个人的情感和理念的体现，寄寓于肖像画艺术的创作之中，而各个艺术流派几个世纪以来对艺术表现形式及风格的探求，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能更好地体现个人对社会、以及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和表现这一主题，创造了极具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油画肖像艺术这座艺术宝库。西方肖像画艺术由于经济发展而兴旺，也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重视的结果，而我们中国的油画肖像画与西方相比历史尚短。一方面，从历史上看，中国自唐以来，文人画的兴起和精神关注侧重点的不同，长期以来山水画和花鸟画占有了很大份额，绘画艺术人物逐渐式微；另一方面，油画传入中国后，鉴于当时中国的历史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提倡英雄人物及领袖和工农兵群体意志，个人的价值未获充分重视，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整体观念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势必要重视人的创造价值，从而激活了人的精神追求，逐渐形成对人的个人价值尊重的社会环境，为中国油画肖像画艺术的发展开阔了艺术表现的题材和内容，大大拓宽了中国油画家的艺术视野。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中外艺术交流不断增强，艺术表现新形式、新观念的导入，又多方面地丰富了肖像画创作的形式语言。正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机遇，促进了这门新兴艺术学科的顺利发展。

　　另外，随着近几年油画肖像艺术的发展，对肖像画本身艺术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作为肖像画特征的“肖似”和通过肖像作品表现画家的创作自我，以及体现时代变化的精神特点是这门艺术继续深入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衡量肖像作品学术水平的重要一环，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所限，长期以来，我们比较熟悉的是19世纪俄罗斯的肖像画，如列宾、苏里科夫、塞洛夫、克拉姆斯科伊、涅斯捷罗夫、柯林等，还包括欧洲17世纪的委拉斯贵支、维米尔、伦勃朗等的肖像作品。画中人物造型特色鲜明，动作生动，个性强烈。上世纪80年代前我国的肖像创作几乎都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今，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以及对欧洲油画发展更为宽广的了解，我们又认识了另一种肖像画的特色，如安格尔、莫迪里阿尼、梵高、弗鲁贝尔、塞尚、毕加索等画家的作品。它们更强调通过对象来表现画家本人的审美观念。这类肖像有一定的形象准确性，表现一定的性格，但与对象有很大距离，主观程度较大，形体整理、轮廓线的处理等各种绘画要素都经过高度概括加工，形成新的审美理念来体现画家个人情绪的手段，同样具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量。实际上这种变化的内在逻辑也在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及摄影技术的普遍运用。随着时代变迁和人的欣赏趣味、生活观念的变化，肖像画已从最初产生的因素——表现和保留一个具体、真实对象的功能，转化为发挥绘画艺术的审美功能。实质上也是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画家在表现客体过程中更好地展现画家的创作个性和个人思想情感抒发的这一历史性变化，正是由于这一认识上的突破，开阔了中国油画的艺术视野，使肖像艺术的创作呈现出表现形式风格多样化的生动局面。

　　除了上述因素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油画事业的发展，培养和积聚了一批对事业有着执著追求的优秀艺术家，全身心投入这门学科的探索和研究。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才使得中国油画肖像创作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影响日益扩大，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并逐渐对人民的文化生活产生影响。

　　当前，中国油画正向成熟期迈进。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到了社会的重要位置，时代在呼唤更多具有精神感召力的作品产生，这与作品中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和精神指向有着直接联系。而作为研究人、表现人为主体的油画肖像艺术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对未来中国油画向深层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油画肖像艺术本身所涉及的一系列学术课题，与整个油画艺术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同一性。无论对油画肖像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作品的精神力度，或是继承欧洲油画肖像艺术精华及吸收融会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方面，或是从宏观角度体现东方艺术独特审美情趣，还是具体到肖像创作中关于形、神辩证关系的把握，都为我们在艺术探索方面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就反映社会现实而言，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所经历的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人民感情的跌宕，无数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以及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展现出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油画肖像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和广阔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