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冰谈演话剧：演戏就是揭示真相

　　导读：关于《喜剧的忧伤》，舆论多集中于观众凌晨3点排队购票，一开票便抢瘫人艺官网，票价被黄牛炒至翻了几番。没有太多人关注这出日本剧作本土化改编的艰辛，两位实力派明星排演过程的纠结，以及这出看似讽刺文艺审查制度的剧作真正的用意。虽然每一轮演出都可用盛况空前来形容，但何冰说，这出戏演到这个火候，才有了放到台上的意思了，真正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

　　《喜剧的忧伤》笑是表面，深层是尊重

　　北青报：两个人的戏在戏剧舞台上本就不多，但近两年你先后和陈道明、濮存昕演了两出，如出一辙的是两个戏你都有点托着对方的意思，眼看风头被别人占尽，心里会不爽吗？

　　何冰：坦率地说，开始心里会有不舒服，但戏就是这么来的，比如于谦认为这句话就得我说才能有笑声，不能郭德纲说，那这相声就别说了。其实这个坎儿早就迈过去了。演戏其实就是在舞台上完成一个虚拟的配合，为了这个配合真得有点无我的精神，个人之争戏肯定演不好。

　　北青报：很多人都说《喜剧的忧伤》是批判现实主义，称之为戏剧的良心，作为艺术家在演这样的作品时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野心？

　　何冰：演员与观众是很微妙的，你知道不等于观众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想讽刺审查制度，不应该是这样悲情的一个结尾，在第六天打住就可以了，审查官不应该在第七天违背自己的职业原则，最后说出你装死、当逃兵这样放弃自己立场的话。剧本将谈话双方置于两个根本不可能沟通的极端，而编剧在其中找到了人类的通感与共识，笑是表面，底下是尊重的爱。大家会表面地认为是在讽刺审查制度，但戏诞生时日本已经没有审查制度了，这层意思观众很难看透。不过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我们的剧本写到这一层面的，基本上都是格式化生产，但作家一定要站在一个认知的高度上。就像刘恒老师的《窝头会馆》，脏话连篇，一台污泥，但他最后想拔出的恰恰是人最圣洁的那块。刘恒那么迷恋腌臜龌龊吗？他只是想从泥里拔出那朵莲花，但只画莲花是不行的，因为莲花是污泥里长出来的。

　　北青报：同陈道明合作与人艺的演员还是不太一样吧？这种磨合是怎么完成的？

　　何冰：开始排练时是不太一样，因为彼此还是陌生的。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真正做到把后背给对方了，这种状态去年就完成了。但三年前不是这样，你要在60天里完成厚厚的剧本，还要完成熟悉对方的思维方式。就像《喜剧的忧伤》，如果检察官和编剧一上来就能够听懂彼此的话，那还能有此后七天的谈话吗？

　　演戏就是揭示真相，观众知不知道不重要，但你作为创作者绝不能不知道

　　北青报：你看起来是一个随意散漫的人，插科打诨张口就来，但其实很多人艺的人都说你是一个爱思考且善于思考的人，怎么会这么表里不一？

　　何冰：我确实爱想事，爱思考不算是优点也不算是缺点，只能算是一个特点。不过爱想有时带来的副作用是瞎想和多想。演了这么多场，那天我还在和导演徐昂探讨一个问题，检察官为什么会问‘你喜欢乌鸦吗’，其实他是想问，‘我给乌鸦起了个名字叫为国，好不好？’但观众永远都不会明白。就像我演了十几年《茶馆》，去年有一天下场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英若诚当年在舞台上转了一个圈，是因为‘小刘麻子’今天穿了件新衣服，你说这样的处理观众能知道吗？其实观众知不知道不重要，但你作为创作者绝不能不知道。

　　北青报：接地气的小人物是你的标签，但你似乎不太认同自己的角色类型已被定型？

　　何冰：从《小井胡同》到《窝头会馆》再到《喜剧的忧伤》，大家怎么就把这些角色放到一个类型了，所有人都在问，你怎么总演小人物？那我想问你们所说的大人物指的是什么？不要被世界的表象所欺骗，演戏就是揭示真相。演员不重要，载体也不重要，不能因为你用诗阐释一个真相就高级，你发了一篇微博就庸俗。维生素C是好东西，一瓶进口的药好几百，但橘子皮里也有。戏剧就是如此，你无法直接告诉观众，直接表达就不是戏剧了，演员只能不断地打比方。就如同安徒生写那么多童话，他为什么要写成小猫、小狗、大树，直接写人应该怎样不就行了，但那样孩子怎么读呢，只能变着法地告诉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阅读习惯，一本书我如同嚼蜡，你可能泪流满面，另一本书又可能反过来，但这两本书传递出的可能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们总在不断的错过中认知，其实讲的就是那么点东西。

　　北青报：大家都说何冰是天才型的演员，没费太大力气还从不失手，你靠的是这点小聪明吗？表演你是从小就喜欢吗？

　　何冰：表演我是从小就喜欢，学习不好，没什么露脸的地方，一到朗诵这种卖嘴的时候就轮到我了，后来果然就卖了嘴了。后来高中毕业时我就考了这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我手里没牌了，就这一张，必须要赢。我长了一张貌似聪明的脸，其实很笨，从小人家都说我聪明，可这聪明都让人看出来了还叫真聪明吗。我现在愿意跟剧院的那些孩子们聊，但我也告诉他们这个声音就是何冰一个人的声音。我不是握有表演真理的人，你不能全听，不能丧失自我的思维能力。

　　北青报：从坚定地追随林兆华到现在出现在他的剧中似乎是出于情感，这么多年你对林兆华的信任和拥护有改变吗？

　　何冰：这些年你可能听到我有不少对林兆华的负面言论或不敬之词，请注意这是因为爱，那么多导演，我怎么不说别人不好啊。因为他太好了，到这个年纪我们还是希望他像以前那么好，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人艺在“文革”结束后如果没有林兆华我们是寒碜的。那些年有几个人是不可或缺的，林连昆、刘锦云，林兆华，《狗儿爷涅槃》就是我们的高峰。在那样一个时代代表着编剧、表演、导演的最高美学。这些年有人说林兆华的戏不好看了，我也承认，原因是他没有剧本了，没有原材料了。他毕竟只是一个高级大厨，无法代替萝卜白菜。但一个77岁高龄的人还在排戏，我现在才45岁，可每场演出都变得比以前艰难了，自己在内心劝自己还要努力一下的时候变得艰难了，有时真有想撂挑子的意思，非挑不可的时候还得咬着牙、吐三口气挑起来。

　　京味儿虽然礼儿俗，但其中是有一整套价值观的，现在我们把美好的那一半给丢了

　　北青报：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跟同龄人相比，你似乎对京味儿的运用更加纯熟和自然些？

　　何冰：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其实是比大杂院、胡同稍稍好一些的环境。我从来没住过胡同，没有那种七八户挤在一个院子里，这屋放个屁那屋都能听见的生活经历。但是我从小就对那种生活有一种亲切感，有一种下意识的模仿感，可能上辈子就是这儿的人。好像很多北京小孩都有一种普遍心理，比如我去花市的一个同学家玩，他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鸡飞狗跳和那种语言全部被我接收下来，我会下意识地在我的生活中去模仿，我也会特有认同感。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自己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认为我可以去干播音，可别人说别扯了，你这几乎算是硕果仅存的北京话了，你干播音也只能是地方台。

　　北青报：有人说京味儿的魅力仅仅是在语言上，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又演了这么多年京味儿戏，你怎么理解京味儿？

　　何冰：京味儿有一整套的聊天方式，尽管我也没赶上那个时代，但我赶上了那个痕迹。比如过年我们即便不给老人磕头，也是要规规矩矩给老人鞠个躬的，尽管小时候觉得很假，但总是要问候一句长辈过年好。长大以后我觉得这些没有流传下来很可惜。虽然礼儿俗，但其中是有一整套价值观的。现在北京话留下的似乎就只剩片儿汤话了。北京话里俩人聊天没有用你的，都是用您，但礼貌用语仅仅是表面的，其中的核心是我捧着您聊，您捧着我聊。不到真正利益区分的那个点上人是不会翻脸的，大家在集体共筑和谐社会。我印象中的北京话是这样的，很多都是废话，也没有实质内容，这里面有虚伪，但能装着对别人善良就已经很好了，比现在的冷漠要好得多，至少这三五分钟的谈话我们的心情是愉悦的。北京话里有矬着半步称谓的习惯，这就是为了让人舒坦，并没有企图，不是我打算一会儿跟您借5块钱。但是现在这些都没了，我们现在拼夹枪带棒，拼剑走偏锋，拼怎么逆向思维，拼犀利，拼怎么损，但我们把美好的那一半给丢了。

　　我曾经认为人活着好像就是为了名利，现在知道肯定不是它，是什么我再慢慢找

　　北青报：这些年没有延续前两年打下的影视人气基础，是没有好剧本吗？

　　何冰：主要是没工夫，我对剧本不是很挑拣，因为好剧本从来就没有。我在演戏上不倦怠，接的戏我都认真演，就像当年仅有的一些能够凑起一些小名气的电视剧，也完全不是我主动。这把牌抓起来就是大猫，谁都没这把握，也就是正常接个工作而已。但《大宋提刑官》的剧本我很喜欢，因为我自己内心也有那种正义的东西，惩恶扬善，善恶分明。不过明年我会多演点电视剧，老这么频繁地演话剧会变得不客观，撂一撂可能会好。但我发现自己每一次进步都发生在接了一个电视剧之后。

　　北青报：记得40岁那年你曾经说，“人家是四十不惑，而我是四十而大惑。”时隔五年，“大惑”解开了吗？

　　何冰：算是解开了。那时是一种焦虑，以名利为高潮，其实现在说这话都是为赋新词强说仇，真拥有的人可以说自己看透了，没有的人千万别说自己看透了。因为那时你的教育体系里没有为你准备第二种选择，就好像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但现在我知道肯定不是它，究竟是什么我再慢慢找。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事情在你眼前变得清晰起来了。如果有人问，演戏是趣味在前还是道理和输出在前，现在我会选择趣味，但以前一定是把价值观的输出摆在前面。无奈的是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你是演员你就负责完成生动，这是你的事，这个戏究竟莎士比亚想说什么，我有时甚至觉得演员帮不上忙，如果一个剧本必须要好演员来把它演出来，那它就不是好剧本。文/本报记者 郭佳 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