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文化创新吁求

　　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上，深圳发展可以概括为“深圳学派”。这个“深圳学派”是以深圳的建设实践和成长历程为学术案例、学理依据乃至学科建设的学派。这个“深圳学派”不仅践行着敢闯敢试的实践理性，而且表现出面向未来的文化创新吁求。

　　“深圳学派”的命题首见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在1996年与余秋雨关于深圳文化发展的谈话。2010年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这一命题再次浮出水面。

　　提出“深圳学派”这一命题，就是确立深圳文化发展的实践取向，即引导新市民改变“浮躁的趋利心理”，使这个“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具备与那些厚重的文化底蕴的城市对话的资格与能力”。作为对这一命题的思考，余秋雨从三个方面谈到“深圳学派”产生的可能性：一是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平等和单纯”，这有助于学派发展所需要的民主讨论氛围；二是天时，即“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期的亮点”，这有助于形成新兴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三是地利，即贯通内陆与海外文化的“桥头堡”，这有助于学派思想的集散与传播。在当今我们所处的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来看，上述三个方面以“天时”最为重要，是“天时”决定了深圳的“地利”与深圳人的“人和”。为着“深圳学派”这个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王京生以务实的精神认为应当做一些基本的事情。包括一、对文化的认真亲近与重视，使文化的讨论首先热起来；二、对文化人的见解给出更多的时间来倾听；三、不以功利为目的的文化设施的兴建；四、用政府之手构建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趋向繁荣的规划；五、(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各类文化人才的聚集。

　　“深圳学派”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学术自觉，是深圳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

　　深圳能得到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天时，的确与其当时所处的地利分不开。但讨论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派，“深圳学派”似乎又关涉某种“地利”。这种“地利”并非指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化沃壤”，因为它甚至在迅速的经济崛起中还遭遇到被指为“文化荒漠”的不屑。深圳也因此“能够避免内地文化发展所出现的粘滞状态，形成创作新兴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从彼时深圳文化运作的态势和潜能中，能看到未来形成“深圳学派”的“萌芽”：其一，从深圳市政府对文化投入之急迫的、热烈的心情来看，政府已经成为把深圳文化推向未来之主导的、持久的力量。其二，在深圳这个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经济体系中，社会力量办文化正释放出越来越强大的能量。其三，深圳的文化人正逐步摆脱既往单纯的文化情结和单向的文化尺度，而其他行业的“非文化人”因为对文化问题的热衷正成为拓展文化视域的“新文化人”。其四，深圳文化建设正从观念层面的吁求而步入创新文化产品的实践，这种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必然预留出文化理论的阐释空间。

　　在那之后，深圳文化建设通过不到20年的实践，使文化自身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还不在大批文化设施的兴建、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与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而在于整个城市发展思路经历着由“经济的深圳”向“文化的深圳的转换”。

　　定位城市的文化个性，是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思考的“文化自觉”。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实践探索，是“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那么在“深圳表达”中呈现的文化个性，必然在更深层面上维系着“国家立场”。

　　“深圳学派”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是文化建设上“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这首先体现在深圳文化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点上。从“实现以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到“建构人类文化秩序的普遍性价值观念”，不仅是体现“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而且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国家立场”。从纵向上说，深圳的文化探索惩戒者中华民族文化选择的探索，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前沿，不断开拓文化强国战略的城市实践途径；从横向上说，深圳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舞台，深圳的文化探索直接而鲜明地反映出我国当代文化选择的核心课题，兆示出我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前行动向。

　　深圳大力倡导创新型、智慧型和力量型的城市主流文化建设。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哲学家张岱年提出了“综合创新”论。张岱年认为应超越文化建设的单向度选择和单级立场，坚持文化模式的可拆解性和文化要素的可选择性，提倡“优选法”的文化选择，把“综合”与“创新”的同一视为文化建设的驱动力。显然，这种“文化综合创新”体现出“深圳学派”的文化创新定位。将“综合创新”放在深圳“三型”文化建设之首，当然是基于对城市个性的文化定位。这既是处于对自身文化发展基础的自信，也是对这一文化未来发展的某种期许。

　　深圳虽然是“文化边缘之城”，但却有“文化地域优势”。由于深圳没有地域传统文化对移民文化的固有抵抗性，使得它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等，从而迅速地建构着全新的文化风格。

　　“深圳学派”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其实也正大踏步实践在深圳的文化建设中，也正通过深圳的文化实践在梳理自己的学术主张并凝聚自己的核心理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1.深圳观念与深圳学派

　　201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活动中，由网民倡导发起，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深圳十大观念内涵丰富。从纵向方面涵盖了深圳的精神发展史，从横向方面涵盖了深圳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说到底是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说，“深圳观念”既是“深圳学派”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它学理构成的品质。

　　2.全民阅读与深圳学派

　　全民阅读，在这里指的是自2000年11月开始举办的“深圳读书月”活动。举办“深圳读书月”，是该市关于城市化发展战略理论思考的实践形式，而“读书月”在纵深方向的推广和扩张更加丰富和完善了对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理论认识。鉴于“阅读”是市民文化生活中最普遍也最持久的文化需求，举办“读书月”也就成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最有效的途径、载体和方式。这也是“深圳学派”力主夯实的基石。

　　3.文博会展与深圳学派

　　“深圳文博会”首届举办于2004年。自2006年举办第二届后改为每年一届，且每届都有新创意、新交易。“深圳学派”主张“文化是流动的”。从深圳的文化建设来看，一方面存在“自发的流动”，也既移民文化从“人是文化的载体”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自觉的流动”，这便是“深圳文博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连续举办。“深圳文博会”作为文化“自觉的流动”，必将给深圳文化建设提供更丰富的滋养和更广阔的空间，也使“深圳学派”的建构获得了这样的滋养与空间。

　　4.设计之都与深圳学派

　　2008年12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认定深圳为“设计之都”。这是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第16名会员，也是我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深圳在设计产业方面拥有巩固的地位，其鲜活的平面设计和工业设计部门，快速发展的数字内容和在线互动设计，以及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环保方案的包装设计，均享有特别的声誉。深圳还把设计当做战略工具，指导城市转型，同时与社会文化相关领域，尊重经济发展机会的平衡。深圳作为“设计之都”及其内涵，当然也决定着“深圳学派”的特质。

　　5.文化科技与深圳学派

　　深圳作为从一个小渔村迅猛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其文化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高科技含量，或者说体现出文化建设中的科技自觉。科技对于文化发展的影响：一是改变了文化的体验方式，二是扩大了文化的消费需求，三是丰富了文化的生产要素，四是提升了文化的构成品质，五是激活了文化的原始创新，六是催生了文化的新兴业态，七是增强了文化的传播能力，八是改善了文化的储存效果。上述种种影响，正构成深圳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基本特色，而包容创新的文化生态和科技驱动的文化业态也将是“深圳学派”构建的一大亮点。

　　6.集成创新与深圳学派

　　深圳所主张、所践行、所成就的“创新型”文化。这种文化创新不仅是自主创新，而且是“集成创新”，即集成要素及其模式建构要服从主体创新的需要；是一种跨界创新，这包括开放集成要素的空间跨界和主体建构的思维跨界；是一种协同创新，即善于借助外脑以集思广益；是一种前瞻创新，也就是通过应对“问题”、创新“价值”来预测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