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儿童文学观的演变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一个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也明显地受到了影响。从三十年代勃兴的“政治童话”开始，到四五十年代的战争儿童文学，正是儿童文学发生此种转变的表现。中国人的儿童文学观，也由此经历了一个儿童本位论的发明与遮蔽、阶级性与儿童性之争、教育性与文学性之争，以及朱自强等人重提、新解儿童本位论的发展历程。这依然只是一个回到原点的开始，朱先生提出的儿童文学两大属性论，依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当代中国尚未出现皮亚杰一类的儿童心理学家，也没有出现吴研因一样的儿童文学教育大师。笔者期待着更多人能够经由“儿童本位论”，而抵达儿童的世界，并真正树立起“立人”的新观念。

　　一、“昙花一现”的繁荣

　　现在的学者在论述现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中国儿童文学的三个高峰期：一是二三十年代，二是五十年代，三是八十年代。在文学繁荣的背后，往往是理论火花的激烈碰撞。五四时期，我们发现了“儿童”和“儿童文学”，自此它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叶圣陶、张天翼、丰子恺、郑振铎、凌叔华、黎锦晖、老舍、冰心等许多文坛大家创作出了杰出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五四精神：人的解放。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童的文学》不啻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历史宣言。

　　与此同时，一些儿童教育工作者，例如吴研因、沈百英、魏寿镛、周侯于等，受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影响，召集一批教师，甚至亲自动手，为幼儿和小学生编创了大量的儿童文学教育读本。这些凝聚着大量小学教师的辛勤汗水的劳动成果，而今成为一座宝库暗藏于历史的某个角落，或者说是一条底下河流。然而，总有一天它们会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熠熠生辉。(海豚出版社主持的 《民国儿童文学教育读本及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虽然被赋予了新的品格和要求，但依然在昂首前行，形成了一个儿童文学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的形成，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民国时期的创作积淀和既已形成的儿童文学品格的继续存在。战争给予儿童文学以新的题材、内容，新的写作要求，但对文学性的坚持，立足于儿童的身心，甚至考虑到“儿童化”(贺宜)、“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陈伯吹)等问题，所以儿童文学本身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二是政府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提倡。这里不妨引用一段195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至今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严重的是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目前少年儿童教育事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有必要向作家们、编辑们、出版发行工作者们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工作吧！……必须扩大现有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并增设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在各省市有条件的人民出版社设立儿童读物编辑室，负责出版一部分当地需要的儿童读物。……改变少年儿童读物严重奇缺的状况，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确定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发行工作的计划，争取在短时间内，基本改变这种状况，使孩子们有更多的书读。”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不少儿童文学的品种开始走向成熟，如儿童小说、童话等，但又囿于这个时代的条件，中国的儿童文学最终并未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社会各界对于儿童仍然缺少了解，一些与儿童相关的科学领域，如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科学等都发展缓慢，最终也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初，茅盾写了一篇 《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其中说道：“一九六〇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儿童文学歉收的一年。”他还用五句话概括当时的创作现象：“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是一个文学繁荣期的结束，也标志着国人儿童文学观即将扭曲的时代的到来。

　　二、阶级性与儿童性之争

　　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也可以说始于对陈伯吹的批判)，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中国的儿童文学开始走下坡路。即以1963年创刊的《儿童文学》为例，在“文革”爆发以前总共才出版10期，等到“文革”爆发前不久就停刊了。《儿童文学》 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承认：“《儿童文学》丛刊在出版了四期以后，因为政治原因，刊物逐渐偏离了文学艺术的方向，第六期上出现大批判文章，批判小说 《‘强盗’的女儿》。”(见《〈儿童文学〉大事记》)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原则，最为典型的就是“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刘绪源先生在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文革中的儿童小说》中进一步对当时的“创作公式”总结为“五规定”：一、必须写阶级斗争；二、必须有对立面人物；三、必须有正面冲突；四、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不准给英雄人物抹黑；五、光写新的还不够，还要写出英雄人物的思想高度，甚至理论高度。

　　这些“原则”与“公式”的背后，其实就是阶级性对儿童性的扼杀。当儿童性不再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时候，这样的创作连文学都不是，更遑论是儿童文学？儿童小说和童话的歉收，那么低幼文学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教育性与文学性之争

　　“文革”结束后，《儿童文学》等杂志开始复刊，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又开始思考儿童文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讨论之初，“儿童本位论”依然被视作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翻版，予以大加批驳，当时的《儿童文学研究》复刊后的创刊号、《北京文艺》等刊物都发表了诸如此类的否定文章。这说明，当时不少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虽然已经开始讨论和思考“儿童的特点”、“儿童读物的特点”等问题，但由于受到阶级斗争理念的束缚，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而言，稍显开放一些的反而是后来受到质疑的鲁兵。

　　1979年，鲁兵在《小百花》上发表他的名文《教育儿童的文学》，他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他还曾指出：“不论儿童文学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儿童文学必然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而儿童文学作家也必然是儿童的教育者。将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和教育割裂开来，这是无视于事实；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则更是错误的。”

　　几年后，曹文轩写文质疑道：“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斥了这一作用，文学是不完善的。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将教育性提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甚至将教育性看成了文学的唯一属性。而过去的所谓教育，和政治又是同义语，教育即政治说教。儿童文学也未能幸免，一样被纳入了配合政治的轨道。……即使教育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把教育性作为儿童文学的唯一属性。因为，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是文学”这是曹文轩提出的一个观念，代表了当时不少青年作家、学者的心声，后来刘绪源、方卫平等理论家也加入了论争。年轻一代的作家们终于在辩驳与质疑中成长起来。

　　其实，教育性与文学性之争这个问题并未结束，因为这是儿童文学回归自身之后的内部属性之争，很难得出结论。

　　四、朱自强的儿童本位论

　　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发展，中国的儿童文学又得到了一次成长，但到了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新的问题和现象又出现了。

　　首先是商业童书和“去文学化”现象的出现。自杨红樱畅销于童书市场之后，最近十年的少儿出版一直都是在制造码洋、打造商业童书中度过的，由此也衍生了少儿读物“低俗化”和“去文学化”的现象。其次是儿童文学教育的再次觉醒，最鲜明的例子是图画书阅读与推广的热烈开展。第三是重新开启世界性的视野和历史性的眼光。前者最明显的表现是大量引进欧美和港台版权，同时尝试“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后者最明显的现象是民国童书的大量出版。第四是朱自强等理论家重提“儿童本位论”，并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和内涵。

　　朱先生堪称儿童文学理论全才，他在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图画书和幻想小说等儿童文学门类的研究、儿童文学教育、儿童文学翻译，甚至儿童文学创作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根细作式的工作。早在多年前，他提出的“儿童文学是教育成人的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的两大属性论，即理论上的跨学科性和实践上的应用性(个人认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性与文学性之争”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新世纪历史条件下的时代强音。尤其可贵的是，朱先生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新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儿童本位论”。他在为拙著 《童书识小录》 序言中指出，“本位”是日语词汇，意为“成为(思想和行为的)中心的基准或标准”。这说明，所谓“儿童本位”是指儿童作为“人之初”，应该成为大家的“基准或标准”。成人在教育儿童的同时，其实应该也是自我教育。在这个层面上，也就不难理解朱先生为什么说“儿童文学是教育成人的文学”了。

　　在《童书识小录》序言中，朱先生还辨析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吴研因等人的儿童本位教育论的不同。朱先生“新解”儿童本位论，其实已经提升了“儿童本位论”的意义和内涵，这无疑是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最大收获。关于“儿童本位论”，周作人只是开了一个头，现在朱自强又重提并“接着说”。我想，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研究，让更多的学者充实它的内涵，直至“儿童本位论”真正丰满、完善，并为国人所了解、理解乃至接受。

　　对于本世纪初出现的商业化童书出版浪潮，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了，最近相关报道又指出：“一些出版单位急功近利，违规出版，导致一些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价格虚高的少儿出版物流入市场，危害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损害了行业形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净化少儿出版物市场的专项行动，依法严肃处理一批含有违法违规内容的少儿出版物及相关单位。”我想，只要坚决抵制童书的低俗化，弘扬儿童本位，中国儿童文学将重新“起航”。

　　(作者为海豚出版社文学馆总监，著有《童书识小录》《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废名先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