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作家群现象的空间批评

　　地域文学的讨论与研究在中国由来已久。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等，均谈及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的地域区别。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域文学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自我”与“寻根”意识的觉醒，学界开始深入思索文学、民族文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此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地域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文学研究担负了新的使命，旨在发现地域文学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反抗文化殖民，捍卫民族文化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自去年3月至今，《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推出系列文章，聚焦河南、湖北、江西、黑龙江、陕西、宁夏、河北等地相对边缘性的作家群体创作，并组织地域作家群现象研讨活动，使地域文学再次成为一个关注的话题。

　　为何今天仍然要再议地域文学？全球化是反复阐释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正如雷达先生所指出的：“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人类精神生活趋同化是显见的事实，于是坚守文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本土化，致力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达，包括小到研究‘作家群现象’，无疑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是保持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然而关于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民族的本土叙事似乎更为复杂。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块立足生存之地，这是基本条件，但并非地域建构的全部内容。地域不只是一块休养生息的地盘而已，而是一个民族在大地上的“根”；地域也不仅是有个地名而已，而是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是人的经验与自然位置相结合的产物。一个民族并非天然就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长地久”的土地。民族的地理之“根”与他们自身的生成一样，不仅有一个历史的积淀过程，而且有一个空间的转换过程。在前现代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凌驾于空间之上，人们理解世界和自身存在的方式，基本上是放在时间的脉络中，而将空间视为一个单纯的既定环境，用以承载各种社会关系和历史事件。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现代性演化将空间纳入了一个问题化的过程。约翰·厄里说：“一个世纪以前改变了人类时空观念的重大创新，包括电报、电话、蒸汽船旅行、自行车、各种各样的汽车、摩天大楼、飞行器、生产规模庞大的各类工厂、X射线仪器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这些技术创新和社会组织创新共同作用，戏剧性地重组和压缩了人和地域之间的时空维度。”而全球化趋势的蔓延、互联网的发展以及通讯工具的改善，更是引起了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空间距离感的大幅度缩短，世界已然变成一个联系日益紧密、更微小的网状地域。人类社会的时空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本质性变化，空间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紧迫。

　　空间和时间一样，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向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变化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之中。然而空间的表达并非只是一种静态的物理表现，也非空洞的自然想象。世界日益网络化，社会时空不再是线性，不再是平面结构，而是全球网络。空间，就是这样一种地球表面，被密集复杂、重叠错落的社会网络所布满，各种社会制度、体系、权利、利益等在其中交织、对峙、渗透、激荡、发展、存在着，在每一个“此时”世界都“俱在”，充满了风云际会。在这样的空间网络中，世界各方势力在争夺对人力、资本、资源、技术、产品、市场的占有、组合和控制，已日趋全球一体。这种全球化的空间配置将原有的空间界限冲破了。新的空间变化对人们的心理、文化和行为构成严峻挑战。空间理论的兴起，正是面对现当代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性以及不公平、不平衡等发展问题的新挑战所作出的理论回应。

　　可以说，全球化时代最深刻、最基础性的变化就是时空的变化。空间观念已经由自然空间演进到了社会空间的新阶段，而地域文学的变化必然也灵敏地反映在社会空间的特性上。

　　传统生存空间的根本性变化带来了作家个体的出现。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土地成为维系一切的根本。在“这个地方”，在家乡，在情感与人生的归宿地，共同体成员很自然就建立起与这片土地密切相关的各种情感、信念、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每个共同体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祖先与神灵，相同的价值取向，遵循着共同的习惯、风俗、礼仪和祭祀仪式，使用着同一种方言，因而出现有着清晰确定的集体认同感的地域作家群体。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时间和空间不再像传统共同体时代那样，总是通过“地点”结合在一起，而是可以单独“存在”。时空分离的现代社会，其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个体的出现。现代的生产方式要把所有人彻底转变为分散且自由的个体，在面对不确定、灵活、流动的生存环境时，个体只有独自面对自己的问题和风险。今天讨论的地域作家群体，很明显是以行政区域来划分的，但其个体化和去地域性倾向已经出现，它们已经越来越难有集体认同，也越来越难以形成真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群体。

　　同时，现代空间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文学空间。城市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空间存在。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工业化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机器和工厂的出现，使城市生产空间从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集中的权力、财富，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通常以机构的形式，占据着交通发达、基础配套完善的中心区域。而外来务工者、拾荒者、无业游民等群体往往生活在最边缘化、缝隙化的区域。突出反映现代空间生存的文学现象便是广东打工文学的兴起。它深刻地联系着城市化、劳动力流动、身份变更等空间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原本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失去了空间上的扎根性、本地性，反复出现的打工现场、出租屋等场所，不仅表现为独特的空间类型，而且还呈现出属于这个空间区域的个体、群体、活动、话语、权益、感受力等特征的结构体。

　　地域文学是活的现实的文学，它总在不断地变化。当社会时空发生重构之际，地域文学出现诸多新变化，其空间特性日益凸显，而地理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却降低到十分有限的地步。但无论如何，归属感对于人类至关重要，总有一些作家在努力将人们与地域的情感关系，与日益全球化的空间区分开来。也总有一些作家在寻觅新的空间，使得人们在今天这个天际不断延伸、边界不断消融的世界里仍然能够找到家的感觉。时至今日，文学、民族文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还未有定论，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考也仍在继续。在这个空间转型的时代，地域文学研究既是一个旧传统，也是一个新课题。

　　(作者为江西省社科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