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红线女(安志强)

　　2013年12月8日，我国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逝世了。红线女出生于1924年，是粤剧艺术的一代宗师，她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红线女开创了迄今为止中国粤剧史上花旦行当中影响最大的唱腔流派之一——红派艺术，为岭南粤剧艺术乃至中华文明树立了不朽的丰碑！红派艺术在现代粤剧花旦行当发展进程中具有初创和里程碑意义，唱腔流派影响深远。粤剧艺术也因红线女而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南国红豆”，当今许多粤剧演员和民间粤剧社团的唱腔和表演都以红派艺术为典范。本刊邀请曾为红线女撰写专著《“女腔”的美学底蕴》的著名戏剧理论家安志强先生书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红线女的与众不同

　　红线女走了。然而，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说来也怪，直到现在，我既不懂粤语，更不会说广东话，但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红线女的名字，同时把她与广东粤剧联系在一起，她是粤剧中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看过她的影片《搜书院》、《关汉卿》以及她演出的《昭君出塞》。特别是《昭君出塞》，这出戏我看过很多版本，最打动我的是红线女的王昭君。一个南国柔弱的女子，红装素裹，在寒风凛冽、纷纷扬扬的雪天中，怀抱琵琶，唱了一段【子规啼】——“我今独抱琵琶望”，哀婉凄美，动人心弦。金克木老人曾说过，演员创造了一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的成功而使角色成了演员。我心目中的王昭君就是红线女。

　　大约是在1994年12月下旬，我第一次见到了红线女。当时，她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率领红豆粤剧团来北京，给观众带来了新排的现代戏《白燕迎春》。演出前，召开了一次联谊会，我作为《中国戏剧》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参加了这个联谊会。我曾经到过一些戏曲名家召开的类似联谊会的场合，多是戏曲演员欢聚一堂，而参加红线女联谊会的则不止是戏曲界的演员，还有话剧界、影视界以及文学界方方面面的朋友，红线女交友之广，令人惊叹。这是我所见到的红线女第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同红线女接触的机会多了，参加了一些她主持的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如《白燕迎春》、《周郎拜帅》等剧目的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我又发现了她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在会上不仅是细心听，而且还不停地记笔记，这种谦恭的态度更加深了我对她的敬意。大约是在1995年的冬天，我有机会采访了红线女，同她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而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谈了我对女腔艺术的体会(她的唱腔被人们誉为“女腔”)，题为《“女腔”的美学底蕴》寄给她，向她请教。过了不久的一天晚上，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了，电话铃声唤醒了我，一接电话，传来了红线女的声音：“我是红线女，刚刚读完你给我写的文章。我还没有看到过给我写的这么长的文章，你写得很好，谢谢你。”听了她的赞言，我不禁汗颜。而后，红线女又把我文章中存在的差错一一加以指正，我都用心地记了下来。那时候，红线女已经是年过花甲，她的精力却依然那样充沛，竟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又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些与众不同成就了一个红线女，岂是偶然。

　　“花腔女高音，其实我是临时学会的”

　　大约是2002年，红线女艺术中心的谢友良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要请我为红线女写一本书，一本专论红腔的书。当时我有些犹豫，怕力不胜任。又过了一段时间，红线女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叮嘱我一定要接受这个要求，我把我的犹豫对她讲了，说我既听不懂粤语，更不会说广东话，写粤剧唱腔确实很困难，她说，你懂音乐，你可以写好。语气是那样的恳切、果断，不容商量，这反倒给了我力量，使我斗胆接受了这个要求。我说：“您要培养我。”她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一切你所要求的资料，我们还可以交谈。写书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其中大部分时间用来读资料，她的自传，她写过的文章，以及别人评述她的文章，看她的演出光盘，反复听她的唱——《苦凤莺怜》、《刁蛮公主与戆驸马》、《昭君出塞》、《搜书院》、《关汉卿》、《焚香记》、《思凡》、《李香君》，并且试着把她在这些戏中的主要唱段记下谱来。还有她曾经演出过的影片《天长地久》、《审死官》、《慈母泪》、《胭脂虎》、《原野》、《一代名花》、《秋》、《大地》……令人惊喜的是，红线女不仅是一名戏曲表演大家，她的电影也演得十分精彩。而戏曲演员的表演与影视演员的表演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影视演员的表演追求的是同生活逼真的言谈举止、行动坐卧，戏曲演员的表演则是以程式化的语言作为他的手段来进行的，化妆、服装以及手眼身法步等动作，一切都是按照戏曲特有的韵律、节奏去营造一个假定、虚幻的世界。戏曲演员长期在戏曲舞台上表演，日久成习，生活中的动作也难免带有戏曲舞台表演的痕迹，身上带着锣鼓点。如果演影视，就得把习惯动作克服掉，把身上的锣鼓点抖落干净，这对戏曲演员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在红线女身上，不存在这样的困难，她的感觉太好了，能够准确无误地变换、调整好自己在不同演出场景中的表演感觉。1947年到1955年，是红线女在电影界最活跃的年代，她演了近100部影片，收入颇丰，但她并没有放弃戏曲舞台艺术的创造，就在经济收入处于高峰状态的时候，红线女在粤剧舞台上搞了一个大动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一部外国经典著作的改编，把歌剧《蝴蝶夫人》搬上了粤剧舞台。为了这出戏的排演，她专程用了45天的时间到日本进行考察、访问，了解日本社会各阶级的生活状况，熟悉日本的民族风情，收集大量的音乐资料和日本的环境资料。进入创作后，又在音乐唱腔、舞台美术、服装头饰、灯光布景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的创新，还请了电影界的几位导演参与了戏曲的排演，这一切，在粤剧来讲，都是前所未有的大举动。

　　而在演员阵容上更是空前未有的，就是红线女以她的诚恳和自信赢得了粤剧界的大老倌薛觉先、马师曾的加盟，红线女、薛觉先、马师曾三个名字放在一起，具有空前的号召力。红线女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了她演唱其中的一段唱，她说，外国歌剧中有一段主题曲《晴朗的天》，我专门请人把它翻译过来，用粤语来唱。说着说着她就轻声唱起来了——“百物已是翻苏，燕子双双又依旧在道，心爱檀郎未见浮帆，愿酬情怀向谁诉。”用的是西洋的曲调，但唱的是粤曲。红线女告诉我，那些太太、小姐以为我真地会唱花腔女高音，说唱得真好听，其实我是临时学会的。红线女一边说，一边笑，那笑里面带着些许的调皮。

　　“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我要回来工作”

　　最开心的是同红线女5天时间的交谈(每天用半天的时间)。那是在我把她给我的资料全部熟悉之后进行的访谈。我已经从她的自传中了解到，正是在她电影事业如日中天，同时又对粤剧事业不离不弃的岁月里，新中国成立了。红线女参加了回国观光团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在广州见到了陶铸，陶铸对她说，新中国成立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还不是我们的理想，你到处看看，对于我们的工作，就像吃西瓜一样，甜就说甜，不甜就说不甜，好让我们改进。开朗坦诚，使红线女宾至如归。到北京，进北京饭店拾级而上，迎面站立欢迎他们的就是周恩来总理，两道浓眉，眉稍向上扬起，烘托着炯炯有神的目光，真是有威有畏，有仪有仗。在国庆观礼台，拜识了梅兰芳、程砚秋、曹禺、田汉、夏衍……在侨务座谈会上，何香凝用广州话和她拉起了家常，红线女当即表示，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我要回来工作。1955年，红线女携带子女，踏上祖国的大地。我也知道，“文革”中，她被当做黑线人物批判。我问她，您在最困难的时刻，有没有对自己回内地的选择感到后悔？她说，没想过。你说我很自信也可以。反正我有信心。他们说我反党，我没有反党。他们贴我的大字报，我就把行李搬到牛棚去，你查不清我，我就不回去。别人都是希望早点回去，谁愿意住在那个地方啊？我不回去，我对自己有信心。我回来肯定是对的，没有感到回来是错的，如果不回来才是错的。因为我对艺术有追求，但在香港没办法，没有人能够帮我的忙。搞了个真善美剧团，搞了个《蝴蝶夫人》，你看，搞得我精疲力尽。不如我回来，想学什么就有什么，想找哪个老师就找哪个老师，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她的唱腔。她谈到马师曾、靓少凤，说，我现在一些唱得快的东西是向他们学的。除了唱快的，我更喜欢张月儿(粤曲名家)，她的唱有起有伏，有跌宕。她还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念，就是要学某一个人。从小我学张月儿的《一代艺人》和《游子悲歌》，就会有意无意地跟她的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昨天晚上又听了张月儿的唱片，听了，我就想，为什么跟我以前听的不一样了？我以前听她唱，好像不这样唱。但是，她这是原版，不错呀！再一想，我以前听过，听过之后我就学，以后就一直自己唱呀唱，就已经化为自己的东西了，已经不是当年我所听到的张月儿唱的那样了。红线女曾经用放风筝的高手来形容张月儿的演唱技巧，说她“唱哭像哭，唱笑像笑，跌宕跳立，稳当洒脱，真像一些放风筝的高手，在急促放线时，风筝听话地十足勇猛直飞云霄。当她要收线的时候，风筝又乖乖而娉婷地回到她的手里了”。我想，我们在听红线女演唱时，不是也有像红线女听张月儿演唱时的那种感觉吗？

　　写下这些往事，红线女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栩栩如生。说红线女走了，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粤剧名家红线女

　　1956年电影《原野》剧照

　　《蝴蝶夫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