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民国：沈从文朱光潜“一个比一个玩命”

周炳琳

沈从文

冯至

朱光潜

　　这是一幅并不复杂的民居大院布局图。但在过去20多年里，数学家江泽涵的夫人画过，沈从文的儿子画过，闻一多的侄子画过，诗人冯至父女更是一起画过。

　　图里画的是北平(1949年后重新更名为北京)中老胡同32号。在1946年到1952年期间，它是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先后住过30多户，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训导长和教务长，文、理、法、工学院院长，以及哲学、西方语言文学、数学、化学、植物、地质、法律、电机等系的系主任。

　　许多名字曾与这座大院相联：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诗人冯至，哲学家贺麟，中国代数拓扑学的开拓者江泽涵，闻一多胞弟、翻译家闻家驷，费孝通之兄、法学教授费青，曾任宋庆龄秘书的政治学教授吴之椿，还有北大举足轻重的教授周炳琳——他们在今日的声望各不相同，有一些极为寂寥，但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声名卓著的人物。

　　最初画这幅图时，沈从文刚刚离世，贺麟、江泽涵、闻家驷以及翻译家陈占元、化学家孙承谔、数学家庄圻泰、教育家陈友松等人则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些老人及其后辈，希望凭借这幅图来追忆40多年前，在景山公园东侧和沙滩红楼西边这个大院里的那段时光。

　　那是“对一个时代的纪念”。

　　这幅布局图，他们曾用铅笔画过，也曾用墨水笔画过。而今年6月，当这幅图以油墨的形式印在一本名为《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书里时，当年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教授们，已全部离开人世。

　　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

　　6月15日上午，走进中老胡同时，68岁的陈莹已经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大院。只有隔着高墙、叶子随风婆娑掠过她头顶的那株大槐树，让陈莹确信自己站在当年曾站过的位置。

　　陈莹是北大西语系教授陈占元的女儿。在这棵大槐树下，她当年曾和冯至的女儿冯姚平、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以及植物学家张景钺之子张企明等一起玩游戏，一起“迎接解放”，一起“追求进步”。

　　6月15日下午，这4个当年的“小伙伴”在陈莹家重聚。而6天之前，当年中老胡同32号内的20多个玩伴在北京大学相聚，参加新书发布的座谈会。其中，最大的江丕权已年过八旬，最小的费平成和王汝烨则生于1949年。

　　他们最遗憾的是，父辈中的最后一位、被誉为“北大经济法学泰斗”的芮沐教授，在今年3月20日以103岁高龄去世——没能看到布局图印行于世。

　　1947年冬，芮沐的妻子周佩仪携子从美国回国，芮沐去天津塘沽迎接。当时国共双方战端已启，为躲避从铁路两旁射进的流弹，从塘沽到北平，他们一直趴在车厢里的地板上。所幸，一家人安全到达中老胡同32号院内12号。

　　如今，在72岁的张企明看来，芮伯伯和院里的其他伯伯之所以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回到北平，是因为这群出生于外敌入侵或军阀混战时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一心想通过做好学问，为国家培养人才来改变国家的劲儿”。

　　“为了这个，一个比一个玩儿命，抗战期间特别明显。”在陈莹家中，张企明说道。他父亲张景钺当时是北大植物学系主任。

　　他们回忆，父辈们很看重自己的学问和人品。1937年，北大南迁时，这群人“都以到昆明做学问为荣，以到陪都重庆攀高官为耻”。因此，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复员时，这些教授没有选择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是毅然决定回北平。

　　复员后，因校舍不敷使用，北大向北平当局提出，拨借、收购民房或敌伪房产，解决校舍宿舍问题。其中有“景山东街中老胡同门牌32号房屋一所”，是一座门口有几级台阶、两旁守着一对小石狮的大院，从1943年起被日军霸占。

　　沈从文、朱光潜、闻家驷等北大教工陆续迁入这个红漆大门的院子，院子里的那种“劲儿”便开始牵动着历史的神经。

　　当年第一位被那种“劲儿”吸引来的重要客人，当属北平新任市长何思源。1946年秋，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被蒋介石解除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担任市长。何乘飞机到北平当晚，就携夫人到中老胡同32号内10号，看望老友周炳琳。周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是社会贤达。1946年初，周恩来夫妇举行欢迎叶挺将军出狱的宴会，曾邀请周炳琳夫妇作陪。

　　周炳琳刚入住中老胡同不久。送走何思源，他需要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和校长胡适前往南京参加“国大”。周炳琳拒绝参加，并且想劝阻胡适。为此，他和胡校长“吵得面红耳赤”。当年11月9日，周炳琳致函胡适称：“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在院内21号的闻家驷家，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等人经常出入。王汉斌还从香港给这位进步教授带回一个苏联造的小闹钟作为礼物。

　　“在这个北大进步教授云集的大宅院，他们参与了很多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活动。”费青之子费平成回忆道。

　　“父辈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等，是那段时期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这是这群伙伴们达成的共识。

　　在74岁的沈虎雏看来，“画布局图是因为大家都有‘中老胡同情结’，因为自‘文革’后，无论是父辈还是我们这群孩子，对中老胡同32号的生活都很怀念。”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一个院子

　　在中老胡同里，一位带着红袖章的白发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好奇地看着陈莹。陈莹告诉她，自己60年前曾在这里居住。

　　“是吗？！”老太太将信将疑。陈莹拿出新书，向对方展示他们所画的布局图。老太太摇了摇头说，自己在这里住了30年了，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么一个院子，院子里住的居然还是些有名的北大教授。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末陈莹他们刚开始画图时，记忆中的院落、房屋、假山和道路已被拆除，只剩下院中的那棵大槐树。

　　他们只好去档案馆里找北大校史。在校史里，有关中老胡同的记载不多。其中之一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在1946年7月向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立下的一纸“房产家具借用书”，借到这座“计面积2000平方尺，内有房107间，建筑完整”的大院。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出这个院子，这些伙伴们前后用了20多年的时间，力求“真实全面”。

　　当年入住中老胡同32号时，他们大都还是孩子，印象最深的不是院子的布局，而是有关这座院子的传说——“32号院曾是清末光绪朝瑾妃、珍妃娘家的宅院”。孩子们都知道，这院子“来头不小”。

　　传说在2008年得到印证。77岁的彭鸿远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偶遇珍妃的侄孙女唐小曼。彭鸿远是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之女，当时住32号院内7号。唐小曼则和珍妃的其他后人一起，在这个大院一直住到1943年，亲眼见到大院被日军霸占。

　　冯至的女儿冯姚平记得，当年在院内种菜时，自己总是把地挖得特别深，希望能挖出点不寻常的物件来。

　　同时在院里种菜的，还有贺麟的女儿贺美英。她回忆，在院内2号的家门口有一小块土地，“春天全家开垦”，“种老玉米、茄子、西红柿和丝瓜等”。曾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之椿，在北大“年高德劭，治学以渊博深刻有名”，但在32号院里，总是穿蓝布或灰布大褂，在小花园里侍弄花草。

　　这些细小的事情都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回忆出来的。2005年，闻家驷之子闻立树提议，除了画布局图，大家还应该为这座院子写一些回忆文字，并要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来写。

　　对闻立树来说，这应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如今站在中老胡同，听到的只是头顶的槐树叶随风摆动的声音，但在当年，在住进中老胡同后不久的1948年春夏之交，除了这声音，闻立树听到的是与胡同几百米之隔的北大民主广场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而在住进中老胡同前不久的1946年7月15日，他听到的是伯父闻一多遇难的消息。

　　后来，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包围北大红楼校本部，企图闯入校内搜捕进步学生。教授们不再有时间和心情种菜浇花，晚上常常会用手电筒照照对面的房顶，看有没有特务隐藏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