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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一共讲了四五个小时，谈到知识分子崇洋问题时，他还举自己为例，说自己也曾有过一个英文名字。
那场后来被称为“洗澡”的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中老胡同32号有关。
张企明回忆，1951年秋，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校长马寅初致信“上面”，自此开始了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他的父亲、住在中老胡同32号的北大教务长张景钺是12位教授之一。
运动开始后，朱光潜的女儿朱世嘉找到学校负责人，问自己可以做什么。负责人告诉她，要和父亲划清界限，关心父亲的情绪反应，帮助他好好改造。
“我们那时候都觉得父辈们不够进步。”冯姚平说。
自此，在中老胡同32号院，经常会听到孩子们一本正经地在开导自己的父母。
沈虎雏回忆说：“那时候，好像经常听到周浩博大声说周伯伯跟不上形势。”
他的父亲沈从文在课堂上提起周炳琳，常做出两手叉腰的的姿势，形容周敢于仗义执言。对试图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周炳琳明显有抵触，因此多次检讨均未通过，成为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
在北大俄语系读书的周浩博曾想将斯大林头像挂在墙上，周炳琳说，我不喜欢看见他的样子。周浩博只好作罢。这事后来传到了毛泽东那里，被演绎成了周浩博在家中挂毛主席头像，被周炳琳撤除。此举遭人非议。梁漱溟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他1952年与毛主席谈话时，毛曾提及周被非议之事，但说此可不必，应允许人有自由意志。
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毛泽东呈送的一份《简报》中，周炳琳被提及。毛在1952年4月21日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
毕竟，在1936年，周同几位教授一起，在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和布鞋，托地下党用卡车运往陕北，送给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毛收到礼物后，回信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16年后的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学千人大会上的第四次检讨，最终得到群众的谅解而被通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得益于校长马寅初的帮助。他曾亲自到中老胡同32号，帮助周“改造”，还从周家客厅和内室通道的台阶上往下一跳说：“思想改造就要痛下决心，就像我这样向下一跳，就改造过来了！”
之后不久，周炳琳撰写《我的检讨》一文，院子里迎来了另外一位客人——《人民日报》副总编林淡秋，他是奉毛主席之命来取文章的。在张友仁的陪同下，林从中老胡同取走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
“看到文章后，毛泽东认为标题不好，给改成了一个很长的题目。”张友仁回忆说。
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炳琳的文章《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文中写道：“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同一时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教师勇于暴露思想，要像“洗澡”那样脱光衣服，彻底洗去旧思想污浊，还形象地鼓励说：“就当在澡堂里，彼此都脱光，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59年后，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孙承谔之子孙捷先应邀参加有关活动。有校领导问他，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建议？孙捷先回答：回过头去好好看看学校的历史，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吸取了，就能达到世界一流；如果不正视自己的历史，永远也“一流”不了。
“你要想找到答案的话，最好回过头去搞清楚那些历史。”在与伙伴们一起开的座谈会上，孙捷先再次重复了这句话。
在他看来，这也是大家画出中老胡同32号的布局图和写出回忆文字的意义所在，“起码记述的那一段历史，是真实的”。
未被理解的人和历史，以及不复存在的院子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的父辈，我甚至到今天也没有理解我父亲。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书呆子’。”数学系教授庄圻泰的女儿庄建镶，在座谈会上这样提醒伙伴们。
在他们的记忆里，个子高高的庄伯伯解放前常常一身长布衫，解放后常常一身褪色中山装，整天踱步沉思，总是仰头向天，全神贯注，一副十足的“书呆子”形象。
但这个“书呆子”，是杨乐和张广厚的导师。陈省身生前曾说，在当年清华大学算学系，“真正传了熊庆来先生衣钵”的学生，当推庄圻泰。
只是如今，庄圻泰已成鲜为人知的一个名字。相比之下，周炳琳这个名字则更显孤寂。
甚至大多数北大师生也对这个当年大名鼎鼎的北大人闻所未闻，他们会一脸愕然地问，“谁是周炳琳？”
答案可以是这样：周炳琳是那个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陈果夫、陈立夫大吵一场后立即退出的人；也是在1930年，接到时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电令后，坚决不就任清华代理校长的人；还是那个与胡适争吵后，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胡适依然得特意请他代为提出社会科学界候选人名单的人。
长期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上世纪50年代回忆，像胡适、傅斯年那样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在关于学校大事做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周炳琳字枚荪)，遇事让三分。蒋梦麟在北大声称“我从来就姓蒋”，强势专权，只有周炳琳敢和他吵架。当周炳琳到国民政府做厅长、次长时，北大便把法学院院长这个位置空着。
但是在1951年后的中老胡同32号，面对儿子的质问和开导，周炳琳大多沉默以对。
张友仁回忆，当过周炳琳秘书的任继愈在谈到周时曾说：“他的思想中民主思想很深。自五四以来，他的民主一直没有丢、没有放弃，可是他一直很不顺当。他争民主，触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国民党是不允许的。解放后，周先生还是争这个民主，所以也不受欢迎。”
这些当时不被儿女理解的父辈们，有的甚至一生都不被理解。
回忆起父亲冯至，冯姚平坦言：“他晚年的时候，我都忙着照顾他的身体了，很少跟他有精神上的交流。”
沈虎雏也是在后来，才慢慢理解到父亲沈从文的苦闷。
1949年年初，陆续有人来转告，北大民主广场上贴了好多壁报、标语，是骂沈从文的。
“挺长的呐，题目叫《斥反动文艺》，说爸爸是粉红还是什么桃红色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去看了个究竟后，哥哥沈龙朱回来告诉沈虎雏。随后小虎雏便意识到，“爸爸病了”，“觉得受到监视，压低声音说话，担心隔墙有耳”，“一天天被精神的紊乱缠缚更紧”。
即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到中老胡同32号看望沈从文时，沈告诉他，自己愿意到磁县去烧瓷。这让吴晗很为难。后来，沈从文被安排到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家搬出中老胡同32号。
1950年，贺麟在中老胡同32号翻译完成的黑格尔《小逻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北大从城内沙滩红楼搬到西郊的燕园。一年后，贺麟一家住进燕东园，离开了中老胡同。
几十年后，贺美英曾带着怀旧之心，骑自行车故地重游。结果发现，她所熟悉的32号院大门已经封死，成了一面墙，门前的台阶和一对可爱的小狮子已经踪迹全无，院子里的房屋也已经变成楼房，只有她家屋后的那棵大槐树还枝繁叶茂。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健在的人们，开始为这个面目全非的大院画图。记性极好的江泽涵夫人清晰地勾勒出这里的布局、住户，甚至树木山石等。随后，这张图又经沈虎雏修正补充。
当时，内向的冯至整天很苦闷。女儿冯姚平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忧国忧民了。”冯至很生气地反问女儿：“我是诗人，哪一个诗人是不忧国忧民的？不忧国忧民能做诗人吗？”
但听说大家在画中老胡同32号的布局图时，冯至很高兴，嚷道：“快给我看看！”于是，这张图被送到冯至手里。迫不及待地打开图后，冯至在上面补充上了他记得的人名，冯姚平则在上面补充上了她记得的一些树木名称。
这些在现实中早已不复存在。1961年，吴之椿一家作为最后的住户搬出大院。他的女儿吴采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院子里开始有了变化。高高的假山被拆掉，一行行的果树被砍掉，院子的后院墙被推倒一部分，开了一个能走汽车的后门，这个后门正对着景山东街，门口还挂起了‘医疗器械厂’的牌子。院子里面的四合院结构，很快被厂房车间的组合所取代。”
整个32号院，只有那棵大槐树因被定为“北京市二级古树”而幸存。
经考证，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老胡同32号成为北京政法学院宿舍。大跃进年代，这里成为由许多私营小企业组成的公私合营科伟医疗器械厂。70年代初，该厂改为“北京医疗电子仪器厂”，院内逐步盖起了楼房。如今使用此处的单位是“北京首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9年4月，江丕权三兄弟在红楼参加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馆仪式后，还能重回大槐树下留影。然而到了2011年，当陈莹在6月15日上午想再去大槐树下时，被保安拦住。保安让她找公司领导。老人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哀求着该领导，依旧被告知“现在不能随便进人”。
她只能站在中老胡同里，隔着高墙看看大槐树的枝叶。稍微能减少老人失望情绪的是，下午回到家里，她看到了张企明带来的中老胡同32号的立面图。这是他在2006年根据大家画的平面布局图制成的。
这张用铅笔画的图已经掉色，折痕处的裂口上小心翼翼粘着的透明胶带也已发黄，但这毕竟是如今所能看到的中老胡同32号“最直观的形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