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导演王景光：民族题材剧要用人性来兜底

　　记者：据说您在新疆待了很长时间，但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还是第一次。这次创作因何而起呢？

　　王景光：2010年，新疆的投资人苏尔东找到我，说想拍一部回族电影，让我看一下剧本《白盖头的阿妈》。我看后给他的意见是：这是一般的好人好事，没故事，没性格，建议他先不要拍。后来，他又找其他编剧改了几稿，始终不理想。最后，制片人决定让我来重写剧本，而且拍成院线电影。

　　《伊犁河》的剧本融入了我原有的一个剧本《没有谎言的河流》的核心情节构思。一是体现了骑马过河，我认为这样有电影感，《没有谎言的河流》设计的是在黄河上用羊皮筏子渡河；二是把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雅玛图段的摆渡船用在剧情里，这样有了全篇的结构线，也有岁月流逝的电影感；三是把故事拉开到上海，体现牧场和大城市的冲突，剧中抱养的孩子也改成了汉族。总体来说，这样构思增加了文化冲突、时空跨度和人生际遇。

　　剧本写完后让著名演员陈建斌看了，他给予较高的肯定，尤其对建置牧场和上海两个时空很赞同。同时，我的老师、第五代导演田壮壮和谢晓晶也看了剧本，说这特别像法国和苏联的人生、情感大片。最终，《伊犁河》在2012年7月开机拍摄。

　　记者：作为北京电影学院MFA(艺术硕士)出身，您很强调创作类型片。那么，《伊犁河》属于哪种影片呢？

　　王景光：《伊犁河》不是我们常见的警匪片、爱情片、公路片等类型片，但它确实也是类型片，属于剧情片、伦理片，当然和民族片、西部片也挂钩。

　　说是民族片，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地表现民族团结，而是深入人性去探讨。因为，说到底，民族团结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部电影就是一部“入心、走深、传神”的片子。

　　记者：《伊犁河》中表现牧场生活的画面，风情浓郁，人物语言也选取了西北回族方言。这跟您熟悉新疆生活有关系吗？

　　王景光：一是我比较熟悉新疆生活，在那儿拍过“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系列纪录片；二是片中有意识地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比如回族的小白帽、转场的骆驼、用电扇做的风车，以及用木架支起的篮球筐、秋千架等，再加上游河、马上“展翅”、牧场黄昏、长河落日，就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

　　为了把主人公居住的蜂场展现得富于田园气息，我们还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专门在一处缓坡上建了个小木屋。

　　西北回族方言和上海方言的运用，也是为了渲染文化氛围，增添生活气息。为此，我们专门请了民俗老师和语言老师跟组，随时随地指导演员发音。在挑选演员时，也尽量选择在语言文化背景上和角色接近的演员。比如，女主角法图麦的扮演者王澜，本身是塔城人，男主角阿尔萨的扮演者张玉龙，本身是回族。

　　记者：这部片子的“泪点”很多，而且结局是养母最终没看到丈夫和儿子的归来，让人遗憾。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结局？

　　王景光：我认为，悲剧是最有力量的。《伊犁河》虽然不是悲剧，但有不少悲情元素。比如，养父被洪水冲走，养母为了成全儿子而割舍自己的爱，还有阿尔萨本身就是上海人，但从小在牧场长大，接纳和浸染了草根元素，然后又怀揣梦想一步步向上海靠近，这都属于悲情元素。如果没有这一“美好的错位人生”，又何必这么艰辛呢？

　　这部片子的结尾，如果设计成大团圆，那么影片的力量就大大削弱了。母亲长时间在孤寂中隐忍和守望，几乎就在亲人归来之际，她却在病痛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样凄美的、残缺的结局，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虽然没等到亲人，母亲的人格和精神境界却升华了。她的生命曲线在下降，但她的人格曲线却在上升！

　　记者：听说《伊犁河》入围2013年首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反响不错。您今后还考虑拍民族题材电影吗？

　　王景光：这部片子在浙江青年电影节上反映不错。它和几十部影片一起经过三轮筛选，最终成为入围的12部展映影片之一。大家的评价是格局大、情节设计合理、冲突设置准确、剧情感人。

　　民族题材电影，拍起来是比较费劲，因为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但是，如果拍好了也可能很出彩，关键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讲故事。

　　其实，不少在国际上获奖的优秀影片，比如伊朗电影，民族宗教色彩很浓，体现了一种文化冲突和人文关怀。我很看重表现文化冲突，像《伊犁河》中就体现了城乡文化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矛盾。不同民族之间因为有人性的真、善、美来牵引，所以能互相尊重。

　　我曾根据收养6个民族19个孩子的新疆阿尼帕妈妈的事迹，创作了剧本《母亲阿尼帕》，这个剧本在2012年获得广电总局的“扶持优秀青年电影剧作计划”奖励基金。时机成熟时，我想把它拍成类似伊朗电影的感觉，用人性来兜底，而不会拍成简单的表层化的歌颂民族团结的主旋律影片。我们必须把电影定位为国际化。如果不能站在国际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仅仅是完成一部命题作文自己看，那是没有传播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