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知青》剧照正如童年经验于作家而言是珍贵而伟大的馈赠，但凡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作家，很难将这段经历从生活中抹去，更无法回避这段历史在作品中的表达。梁晓声、张抗抗、韩少功、叶辛、肖复兴……从“前知青文学”到“后知青文学”，知青题材仍然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存在无限的叙事空间，作家们不断自我挑战、自我颠覆、自我再造，刷新不同时代对于知青生活的不同认识。
30年书写不尽的知青文学
自《西望茅草地》起，韩少功就在知青文学创作中成为领军人物，但他本人并不认同所谓“知青文学”的概念。“写知青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我的角度不可能取代他人的角度。而且‘知青’只是一个身份，一个载体，承载的是人性，与其他身份承载的内容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一般来说我从不用‘知青文学’这一类概念，就像我从不用‘工业文学’‘农村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概念。”他觉得自己的新作《日夜书》就是一本叙事，一本读物，有兴趣的读者看看就好，不必管它可以划入哪一类。
无论如何，知青文学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中国工人出版社知名编辑岳建一曾经主编《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并在编选中提倡民间记忆。“因为民间记忆虽然有着贫寒的烙印，但是它具有质朴、尊严，民间记忆是一切历史的精魂，没有民间记忆的纪实文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知青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种面貌。多年来，知青文学一直不断地出版，层出不穷。
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可见，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的出版曾达到一个高峰。1987年，老鬼将8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融入了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这部讲述北京知青在内蒙古的真实经历的小说，出版后先后加印7次，销量达40万册。《中国知青文学史》曾高度评价：“《血色黄昏》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知青文学的里程碑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知青的个性形象，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价值，是知青运动几十年以来，最具历史价值的一部知青长篇小说……”作家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最初也是写于1987年，后连续3次再版。初版描写上山下乡运动中分赴全国各地的知青在乡村的生命、情感与命运，以及知青大返城初期的生活境遇，新版又补充了知青大返城后即1979年后这30余年的跌宕起伏新的生活际遇与命运。知青这一代所经历的“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这几个中国不同的重要历史时期的生活命运，在《绝唱老三届》中有了一个更清晰完整的勾勒。肖复兴表示，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走进记忆的深处，也走进现实的前沿，不回避历史、现在和知青的内心，“为这一代人立传，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我自己。”
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许多悲怆感人的故事，在知青题材的宝库里一再挖掘的作家大有人在。作家叶辛在贵州当知青10年，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小说：《蹉跎岁月》写知青上山下乡中发生的故事，《孽债》写他们回到城里，《客过亭》写知青重返山乡找青春岁月，这差不多完成了一代人的命运书写。如今，“蹉跎岁月”4个字，也已成为人们对那个特定年代知青们遭遇的代名词，30年来，《蹉跎岁月》一印再印，已经有过十几个版本，印刷过几十个版次。直到现在，他脑中仍然有很多知青的故事。
知青文学的多样表达
作为引领知青文学的一面旗帜，作家梁晓声认为，自己作品中的温暖底色可能与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我是1966年老三届毕业的，经历‘文革’两年后下乡。我是带过红卫兵袖标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就此质问。德国电视台来采访，我说，红卫兵时期是那样式的，我不是那样式的。恰恰是‘文革’中，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是好的。当看到老师被剃鬼头时，我给我的老师敬礼。因为一次敬礼，我的老师多年后仍打听我在哪里。我要感谢文学。我在‘文革’前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身上印证了，我接触了很多知识分子，我对所有受伤害的人表现出友善。没有一个同学或同事，站出来说：我来揭发我所认识的梁晓声。”梁晓声说，并不是说自己有多好，而是说好的文学非常重要。
在知青文学的写作队伍中，作家王松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表达知青的绝望，“冰冷”、“尖锐”成了他的标签，其作品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恶，让人读到了特殊年代中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和冷酷。甚至有评论家说，王松写的知青小说是“恶之花”。他坦率地说，写作是灵魂深处的外泄。真正的好作家不应该在作品中欺骗别人和自己。关于作品中对人性恶的深刻揭露，王松说：“在我开始对生活有记忆的时候，我所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感受到的温暖是很少的，这些决定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文革’中我父母被关在牛棚里，我是在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有一种极度的自卑，也使我永远站在生活之外，对任何事都做旁观者，使我本能地对生活有一种绝望。”不同的作家，认识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个体的差异。有的作家看待问题很达观，很宽容，他很羡慕，也很尊敬他们。但是他也相信，偏执也是一种作家性格。“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时有这样的情结，受到这样的伤害，决定了我对问题的思考。我最典型的代表作品《红汞》、《双驴记》也是这样。每当写起这样的小说，我有一种快意，有一种淋漓尽致的酣畅的感觉。”
知青书写走向终结？
很多作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对于知青文学的书写不曾中断。为何30年来对于知青文学情有独钟？今天的书写和当年有何差异？“《飞过蓝天》、《西望茅草地》同是写知青，但与《日夜书》一比，显然就不是一回事，可见记忆是有各种升级版本的。”作家韩少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是一张白纸，留下的痕迹较为清晰，对日后的影响可能很大。但日后的岁月是显影剂，是变焦的镜片，可以改写少年的记忆。所以仅有知青一段是不够的，即便是写知青，后来的经历和感受会决定你是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
韩少功在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塑造了鲜明生动的知青群像。有知青上山下乡时理想与现实的悖离，也有知青回城后的多彩人生。30年后写作和过去的知青写作心态有何不同？韩少功说：“我的这些同辈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构成了坎坷、震荡、裂变、悲欣交集的一个巨大总和。在国外与西方朋友们聊起来，他们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机构，几十年的还贷和纳税，公式化的人生轨迹几乎千篇一律，我们随便说一两段往事，他们都会觉得惊讶不已。但这样一大片经验资源，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沉淀、消化以及回应。我们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如果与儿孙辈交谈起来，我们能提供哪一些人生教训？……这就是我写作中经常遇到的疑问。事情毕竟过去这么多年，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克服情绪化，多一些冷静求实。”
梁晓声曾以《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名扬天下。时隔30年，他再度提笔创作时仍有不同感受。“以前我只是写这一代人如何如何；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一代人背后的时代更加可贵和重要。我写《返城年代》并不是为了怀旧，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给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梁晓声说。新作《返城年代》以现实题材为出发点，以知青们的返城生活为背景，塑造了以林超然、罗一凡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借由他们的故事，展示知青一代的返城生活及命运，人生思考及心路历程。
作家邓贤1994年创作了《中国知青梦》，2004年又创作了《中国知青终结》，而这部作品先期在《当代》发表，前所未有地引起刊物脱销加印。自此，拉开了知青反思读本的序幕。《中国知青终结》承接了邓贤对知青命运的一贯关注，不仅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掘，更在思想高度上有了新的提升，记录了一批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们的命运。他们是最后的知青，是知青运动的句号。他们轰轰烈烈而又凄凄惨惨的命运是一代知青的缩影。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无论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邓贤说，他希望自己的“终结”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希望在看到“终结”之后，有源源不断的新的知青文学的诞生，有更多更深入的反思由此展开。尽管逝去的那段历史中有许多值得诅咒的东西，但邓贤的记录绝不是止步于诅咒，而是在客观的记录中蕴藏着冷峻的反思，是为了那段悲剧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因此，关注《中国知青终结》的读者已不单是知青一代，不单是一代知青的后人，甚至也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读者。
肖复兴的《黑白记忆》、《北国记忆》，曾入选《中国知青文库》。他认为，知青文学也有重新升温的态势，“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作家已经到了应该与知青文学告别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