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曲调先有情

　　我在北京的冬季，在雾霾的裹挟中阅读白涛——一个科尔沁草原的乡亲、一个拥有浓郁民族情感和草原情结的诗人、一个心灵的独唱者。

　　阅读时我有个习惯：随手在书中寻找让人眼睛一亮的佳句，然后折起来备查。读完白涛的诗集《长歌与短调——一个当代蒙古人的草原诗想》，数了数折页，居然有30多处，这样的比例是远远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也是写诗的人，写诗的人一般对同行的作品有一种下意识的挑剔。可是面对白涛，一个相对陌生的诗友，我发现自己无法抑制住阅读的喜悦，白涛让我分享了草原的气息，聆听了动情的歌吟，白涛也领着我走回遥远的内蒙古故乡，回到有着蓝色马兰花盛开的地方。我仿佛和他一起坐在蒙古包里，喝着香醇的奶茶，听着马头琴拉出的忧伤而又动人的旋律，从蒙古长调中感受祖先的荣光与歌哭、奔放与自由、强壮与柔弱。

　　《长歌与短调》有个副标题：“一个当代蒙古人的草原诗想”。“当代”与“草原诗想”这两个词组，是阅读白涛诗歌的两个路标。狄德罗曾经说过：“诗人有自己的调色板，如同画家之有不同的辞藻、段落和语调。”达·芬奇也以画家的身份表态道：“在表现言辞上，诗胜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诗。”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这样谈论“诗意”：“什么是诗意？以我的理解诗意就是：形象性、抒情性、象征性、哲理性。音乐性虽然是诗的特点之一，但属于形式问题，暂且不谈。”

　　白涛这本诗集，毫无疑问是具备了巴·布林贝赫所说的“四性”的，如果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当代性”了。而体现当代性的一个要素，则是白涛力图用诗的形式阐释、注疏的蒙古族特有的情感表达平台：长调，或者还有短歌。为了突出这一点，白涛索性把自己的这本诗集如此命名。诗与歌自古相通，诗人即是歌手，白涛发现了这一点。随手翻阅白涛的这本诗集，对歌声与音乐的描写无处不在，书中第一页就是《马头琴手》：“盘腿坐定/草原亲切又辽远/张开长弓/你只轻轻一抹/蒙古人的心/便一齐走过万水千山”。开篇便为全书奠定了一个基调。

　　再如另一首《听长调在轻轻宛转》，白涛写道：“套马杆子甩出去的声音/马蹄子踩出来的声音/草滩被风掠动/在草原深处/河水在独自奔走/在地平线消失的地方……”他继而写到“马头琴与四胡交汇的地方委婉”，写到酒与乳在汹涌中混合，而亲人们在泪水滂沱中“高声唱诵自己的祖先”，于是诗人总结道：“我听见自己身上的血/在急剧倒流/心脏，在有力地跃动”。这毫无疑问是当代蒙古人的情感，真实贴切、一目了然、不遮不掩。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白涛甚至专门为长调创作了一个组诗，即《长调：啊哈嗬伊》。这是一组风情浓郁、音韵铿锵的诗，也是一个对蒙汉文化都异常稔熟的诗人功力的展示，第一首《一张蒙古的脸》中有这样令人叫绝的诗句：“蒙古人/他们的祖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一路纵览名山大川/最后只把一个汉字认作拴马桩/开始了一次长久的歇息/这个汉字写作/酒”。简约、明快，意味深长且无比隽永。诗人在组诗中这样界定长调与生命的关系：“伸展你的呼吸/啊哈嗬伊”。他继而断定：“这样的唱法长调里才有/这样的长调风急天高的大草原才有/当一种能量正遭受阻隔/我们只有在一起唱歌”。说得多好啊：“当一种能量正遭受阻隔/我们只有在一起唱歌”，万千感慨尽在一句诗中，蒙古民族的历史沧桑也在这句诗中一语道破。

　　由白涛写长调的诗歌热情，我想起歌德一段话：“如果一个人想学唱歌，那他喉咙里的一切天然音对他都将是自然而容易的。但是别的不是他喉咙里的音调，对他开始却将是极端困难的。然而为了成为一个歌唱家，他就将克服这些不是他喉咙里的音。因为他非得让它们统统听他调度不可。对于诗人也是这样。”让一切音符、节拍、律动听从自己的调度，在歌声和琴声中寻觅灵感与表达灵性，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聆听当代的召唤，进而把这一切转化成属于自己的“喉咙里的音”，唱出别具一格的长调与短歌，这就是白涛。

　　白涛1995年曾在《诗刊》发表了组诗《从一只鹰开始》。这组诗实际上也是白涛的自我心灵写照，固然骏马、雄鹰、草原、蒙古包等诸多符号，是创作草原诗歌的必要元素，但固守于这些元素，也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而白涛的这首7节长诗，摆脱了传统的约束，对鹰的历史进行了整合与阐述，当然这是充满诗意和个性化的。他认定“马的奔腾与鹰的翻卷/都是我百听不厌的歌音”，他写出这样漂亮的诗句：“让一颗心跟着白云走/那种感觉叫作自由/让一种生命跟着马群走/生命便永不停留”。白涛正是这样一只诗坛的鹰，一旦展翅，便拥有一片天空。

　　同样能证明他写诗才能的是《一个蒙古人和他的河流之歌》，这更像是诗人的内心独白和自画像，他用诸多的意象来衬托自己的主观情感：“我”可以是一粒草籽，长成一株小草呵护春天；也可以是一只百灵，被高原的风吹成一只海青，“飞翔的高度恰与阴山持平”，这只鸟唱出的“沙哑的歌，连接住北方与南方”；诗人承认，30岁时看清了一座山，开始想念父亲，40岁时读懂了一条河，知道心疼母亲。在讲述完这一切之后，白涛不无伤感却又真诚地写道：“这是怎样的年代/使我定居他乡，讲述另一种方言/却将本土的嗓音保存/我的一颗心，朝向高原早春的风/冰冷、坚硬、年轻/而早衰的眼角却以它的咸泪/冲洗遗传的一抹伤痕……”此时的白涛，心中有着这样的困惑与难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一个诗人灵魂的归宿？

　　这一切思考与困惑毫无疑问是真诚的，真诚的白涛在付出，真诚的白涛同时在收获，他的灵魂在这种付出与收获中穿梭，而《长调与短歌》便是最直接的果实！这果实沉重而丰盈，属于白涛，也属于草原故乡和这个丰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