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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在中国历史上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马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有着超乎其他动物的杰出表现。从远古岩画到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唐代的“昭陵六骏”,从唐代的画马名家韩干到宋代的李公麟,从现代的徐悲鸿到当下的韩美林,有关马的创作一直没有间断,而且代有新人,“画工如山貌不同”。在中国绘画史的分类上出现了与人物、山水、花鸟并列的“鞍马”一科,则是在世界绘画史上绝无仅有的。马与征战和功勋、马与精神和力量,是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因此,画马即是表达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徐悲鸿当年画马表达国人抗战的决心,上个世纪50年代在建设事业中的“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也是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了积极向上的主流方向。时值甲午120周年,韩美林画马唤醒人们在复兴之路上不忘国耻,策马扬鞭,奋力向前。
韩美林画马脱离了前人画马的规范,其造型和笔墨所显现出的独特性是一种装饰性的自我方式,它建构了属于韩美林的审美语言,其具有标识性的形式风格连接了现代性。韩美林的造型一贯是从大处入手,他的整体性的表现忽略了诸多细节,埋头奋力,风驰电掣,在一种能够感受到力量的动感中表现出了非凡之处。一千多年前的唐玄宗时代,韩干曾说“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因此,直到徐悲鸿画马都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形的追求,对于形的把握成为画马的关隘。韩美林画马超于形之上,其雄浑的身躯与简化的四肢,具体的马首与省略的马蹄,都不同凡响地表现出了马的核心内容。真可谓是“一洗万古凡马空”。
一洗万古凡马空:看韩美林甲午之马
——陈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