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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8日，浙江省三门县浙江启明博物馆开馆。据称，这是浙江目前所有民办博物馆中，建筑物体量最大、藏品最多的一家，该馆的建成开放打破了三门县民办博物馆零的纪录。
为了解民办博物馆的生存状况，记者于1月进行了调研。民办博物馆被誉为“来自民间的文化盛宴”，但建馆容易维持难。浙江的民办博物馆总数在全国位列榜首，然而其发展过程仍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民办博物馆崛起
改革开放后，文物管理政策开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保工作”，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民间收藏迅速兴起。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馆长储建国三代收藏钱币，他很希望建一家博物馆，将收藏的钱币展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民办博物馆还很罕见，储建国便开始筹建博物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营照相机商店的高继生也开始搞相机收藏。1993年，他的照相机博物馆宣告成立。
据浙江省文物局2012年统计，全省共有民办博物馆92座，占全省博物馆总数的36.5%，投资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和民营企业两大类，所涉及的多是国有博物馆未关注的领域。
作家王宏甲在考察浙江省慈溪市后撰文披露：2003年，慈溪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俄罗斯圣彼得堡，可文化建设却不及其百分之一。当时慈溪的博物馆只有一座，并且还没有观众。令人欣慰的是，经过10年发展，慈溪市通过2012年度年检的民办博物馆已有16家，位居全省县级市第一。
尽管如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物馆的发展还尚待提高，这也包括民办博物馆。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仅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15%，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可达60%。
步履蹒跚的发展之路
高继生清晰地记得博物馆开馆的日子：1993年5月18日。尽管此前亲人朋友都反对，可他依然坚持。建馆后，高继生就常年值守馆中，20多年来，已经为近4万台相机提供免费鉴定。无收入不说，场馆每年日常运营费需10万元。由于每台相机都是孤品，一旦某个零件损坏，修理费高达数千元甚至上万元。高继生把赚来的钱都砸进去，还是无法维持时，只能割爱卖掉一些型号重复的相机。
建馆容易运转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资金短缺几乎成了民办博物馆发展后劲不足的直接原因。龙游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几年前就是因场地和资金问题停办，这样的例子不少。
更有一些民办博物馆借建馆之名圈地建房，最终把小部分场地进行藏品展示，大部分场地用于和文物无关的经营性开发。而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和专业人员，一些博物馆的安全设施、服务配套设施欠缺，开放时间随意更改，制定的章程如一纸空文。
“保护文化遗产仅靠国家力量远远不够，民办博物馆方式灵活，为国家收集和保护了一大批散落在民间的文物。虽然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乱象，但我认为，大部分博物馆的出发点是好的，不能因为乱象而一味排斥。对民办博物馆，第一要扶持，第二要规范。”浙江省文物局一负责人说。
据介绍，几年前浙江就启动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工作，针对藏品保护、陈列展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业务活动实施“一对一”的帮扶；对免费开放、管理规范、运行有序和社会效益较好的民办博物馆给予支持，2010年拨款460万元，2012年再次补助233万元。
尴尬的“身份之痛”
民办博物馆要不要扶持？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大部分人认为，民办博物馆是私人的，由国家补助，其实是把纳税人的钱给了私人。对此，民办博物馆馆长朱炳仁认为，博物馆成立后，藏品由原来的私人财产变为法人财产，还需退出流通领域，又因参观免费无法收益。民办博物馆和公立博物馆的文化服务性质相同，为何不能补助？
浙江省文物局一位负责人认为，民办博物馆既然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职能，政府就应当给予适当补助。早在2003年浙江省政府就出台了专项意见，明确提出要“对民办博物馆，在规划建设、土地征用、规费减免、从业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一视同仁”。
接受采访的博物馆馆长几乎都坦言，尽管这条意见出台已有10年，但许多条款仍未真正落实。国家七部委2010年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提出民间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至今未见具体的操作方案，这份文件也因此被戏称为“一直没有化为甘露的春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政府对民办博物馆的扶持即使有，数量也很少。高继生告诉记者，2013年他才拿到了政府的第一笔扶持资金30万元，这笔钱虽数量少，但他还是感到欣慰。
为何国家和省里频频出台意见却始终难以落实？朱炳仁说，民间博物馆成立之初，就没有一个身份界定标准，导致在创办和运营中，经常遇到政策法规瓶颈，这是严重制约民间博物馆发展的主因。
据了解，当前民办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同属“文化类非企业”“非营利性社会机构”，但是国有博物馆与行政部门的隶属关系明确，而民办博物馆则属“民办非企业单位”或“民间社团”，只是接受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没有明确的国家财政资金扶持渠道。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次专题调研显示，由于我国民办博物馆的法律地位和内涵界定至今尚未明确，至今尚无一部系统针对民办博物馆的法律法规。加上民政部门与文物部门管理体制间不畅通，给民办博物馆在文物藏品的来源、所有权、支配权及管理等诸方面带来障碍。此外，有关部门对民办博物馆的设立和发展规定了许多不合理的限定条件。目前浙江民办博物馆中，真正属于文博系统的不及十分之一。
一位民办博物馆馆长说，由于无法享受各级财政拨款，民办博物馆的资金来源只能自己投入，资金筹措的渠道相对单一。而定性为“非盈利”的民办博物馆自身普遍缺乏“造血”功能，一旦资金发生困难，就会影响到生存。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严建强教授说：“在许多国家，私人收藏一旦转化为博物馆后，就要受博物馆相关制度与条例的约束。藏品也相应转化为博物馆所有，如果博物馆办不下去，藏品不能简单回归私人，而应保持公共的属性。有这样的制度，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也就不存在了。”
夹缝之中如何成长？
一些地方文物部门坦言，由于目前国家还没有一部博物馆法，也没有统一的行业管理规范，各地对民办博物馆的管理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无人管理。专家表示，要使民办博物馆脱离困境，根本在立法，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民办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鉴于其非营利性，应当把民办博物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范畴。政府有责任提供制度保障来有效改善和优化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环境。”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东坡教授说。
针对民办博物馆普遍缺乏场馆的问题，朱炳仁建议可采用“民办公助、公建民营”等形式，积极探索在人口相对密集、基础设施集中、交通便利的地方和风景旅游景点，由政府划地统一建馆或改造闲置旧房低价租赁等方式解决。
一些专家告诉记者，扶持民办博物馆，不应只是政府一次性输血，更要让其能够“自我造血”，在保持公益性的基础上，允许它们走以业促馆、多业发展的市场运营之路，应允许其对馆藏文物进行仿制、复制、拓印等相关产品的开发。“或许有人会担心商业化、逐利化，我认为大可不必。可借鉴德国文化市场监管中的混合规制方式，保障和促进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石东坡说。
严建强认为，解决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其一是民办博物馆应更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展出方式也应更生动有趣，观众受益越多，社会反响就会越强烈，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自然会越多；另一方面，国家应为私人的公益事业制定相关的支持性措施，对国外的基金会、理事会制度，也可实验，以便找出一条让民营博物馆更好发展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