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出品的电视剧《渴望》，轰动一时，于是扮演慧芳的凯丽成为贤惠标本，而扮演沪生的孙松则成了小白脸的替身，据说因此严重影响了孙老师的个人问题。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相当出彩的冯远征老师，则因扮演角色性格的阴暗，成为令许多女生胆寒、看见本尊便会失声惨叫的变态范本。孙俪在《甄嬛传》风靡之后，许多人也坦言见了她不觉膝软。
这是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影视作品中的扮演者往往会被普罗受众直接移情为角色，将对角色的好恶倾泻到扮演者身上。这令人不由想起一位首长的名言：电影片子嘛，电影骗子。她是资深艺人，有资格说出这样犀利的话。不过必须承认，安置在片头或者片尾的出演细目，已经明确预告这就是场装扮出来的表演，如果非说它是骗，那也是你甘心受骗，须怨不得别人。但文艺的魅力，正在于假做真时依然可以将受众从容代入，甚至深谙文艺本来面目的文艺青年乃至非青年，也照样更加陷落其中，执迷不悟——如果照首长指示理解，这大约该算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骗局了。
不过，“扮演者移情角色”事件的广泛发生，算是陷入该骗局中最不能自拔的——该说是文艺的自豪，同时也是悲哀：这实在是太过缺乏文艺素质的表现。这样的素质，一如小孩子只会以好人坏人辨别社会——以为正面角色便是正能量的绝对代表，反派则是毋庸置疑的负面。这种以道德判断评价角色的逻辑，当然是对文艺太过粗鄙的诠释。文艺角色的复杂原本是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重要体征，文艺对角色的判断，只有禀赋张力的高下，而与道德范畴无涉。也因此，《教父》、《沉默的羔羊》、《训练日》等诸多以反派担纲的作品在奥斯卡之类国际奖项中备受青睐，与所谓正面角色主演的作品平分秋色，乃至成为经典。诚然，在本土当下主流文艺奖项中，尚未闻有反派角色染指的案例。
文艺角色的道德色彩当然不该是扮演者的社会角色的坐标，“扮演者移情角色”现象的泛滥，只好说是幼齿心理的作祟。这样的素质，当然令人不敢恭维。究其原因，无疑在于以大妈为主流代言的芸芸受众对文艺的不懂。一向说，无知者无畏，不知者不好怪罪，作为文艺的衣食父母，贵圈大约不会有人去怪罪他们，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嘛。
吊诡的是被移情的扮演者们。据说某大牌对发来的本子多所推故，理由便是角色太不正面，而非不够挑战。其实该大牌曾经以扮演反派著称，但自从以正面角色爆红之后，大约是真切体味到高大全的正派角色在本土受众心中令人恐怖的披靡影响力，再不肯去做遭人厌弃的冯妇。这当然不是孤案，内地艺人纷纷由工作室推手，走高端洋气路线，便是趋势性的说明——其中尤以“范爷”于潜移默化中脱胎换骨，最具示范意义。
如你所知，这些接受过文艺训练、更多是科班出身的艺人，尤其是大牌们，当然不是不懂文艺以及角色的意义。对角色选择的利害权衡，原本自当秉持从业者的专业精神——如果说他们不懂这些，其实是侮辱他们的职业素养。但他们却宁肯为了市场或曰现下利益，选择讨好受众，而不是坚持他们应有的操守。你当然可以说，是受众浅薄的文艺素质，集体绑架和裹挟了艺人乃至大牌，他们也的确愿意以一种故作无知因而显得颇为无辜的姿态，甘心遭际绑架和裹挟。也许大牌们的道理可以昭彰的在于：向衣食父母提供应需，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冠冕体现——尽管在冠冕的“人民”之后，总是拖曳着货币的后缀。这些用时下最体贴的话说，便是“可以理解”。只是这种理解从基础的道义层面看来，太过可怜，乃至缺乏某种文艺本位的底线。
当然，反派也并非无人问津，但那更多是搏出位捞偏门的另类文章，曲线救国，赢得口碑后再来翻身不迟——又或者是没得选择的不得已，反派总是强过没角色吧。能挑角色的，只好是拥有话语权的大牌，其余的则只能是尽力争取的意愿。
在周星驰最具个人风格的《喜剧之王》里，开设戏剧训练班的尹天仇，床头摆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那是斯坦尼老师的名著。草根出身的尹天仇最在意的是：我是一个演员。在斯坦尼老师看来，演员是要有自我修养的。只是，对这个时代而言，修养也许已经是个太过奢侈的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