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通行的戏剧观念里，由剧中人物对话组成的话剧被看作是与传统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截然不同的一种戏剧形式。而国人对于“话剧”的理解也往往望文生义地将其简化为一种“对话的戏剧”。然而，细考话剧的名称与实质，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话剧的名称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家洪深在1929年发表的《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中正式提出的。在洪深提出话剧名称之前，流行于中国戏剧舞台上的戏剧，除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之外，还有20世纪初借鉴西洋戏剧创生出来的中国“新戏”。而“新戏”的出现，不仅直接引发了中国戏剧的新、旧之争，而且“新戏”自身名称的莫衷一是，都是当时中国戏剧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洪深在文章中考察了20世纪初中国“新戏”的开创、发展历程，以及“新戏”名称上出现的“文明戏”“爱美剧”的流变，明确地主张用“话剧”来指称中国的“新戏”，并就“话剧”的具体特征做了两点重要的说明：第一，话剧表达故事的方法，主要是对话。话剧就是用片段的、剧中人物的谈话组成的戏剧。“凡预备登场的话剧，其事实情节，人物个性，空气情调，意义问题等一切，统需间接的借剧中人述台上的对话，传达出来。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写剧就是将剧中人说的话，客观的记录下来”；第二，表演话剧的方法，也是通过剧中人的对话来完成的。在话剧表演中，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一切程式化动作，都是不能使用的。演员在舞台上说话的时候，也不能像中国戏曲中的人自报姓名或自叙历史，而必须是对其他的演员说话，即使是演员一个人在台上独白的时候，也好像是对着一位想象的人说话，或者就是与自己对白，不能像中国传统戏曲那些，可以对着台下的观众说话。另外，话剧的布景和道具必须是写实的，即便是有时可以采用印象或象征的方法，“但愈是用了这种‘远人的’背景，愈须在表演的时候，注意对话及描写性格，使人生意味，格外浓厚，观众在目眩五色中，仍能认识全剧所表现的是人生的”。在洪深看来，中国的“新戏”“文明戏”“爱美剧”在表达故事和演出方式上，已经逐步弃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歌舞化、程式化的方法，而采用西洋式的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它们“都应当老实地称作话剧的”。故从名称上讲，“话剧”是对20世纪中国“新戏”的正式命名。
洪深并不讳言，话剧是从西洋“舶来”的一种外来戏剧样式。西洋的话剧拥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洪深在文章中经常提及的西方剧作家有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近代以来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德国的歌德、挪威的易卜生、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奥尼尔等。其中他最为看重的，无疑是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所代表的欧美现代戏剧。在他看来，现代戏剧的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对于世故人情的了解批评，对于人生的哲学，对于行为的攻击或赞成，能够给人有益的教导。事实上，自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戏剧革新社团“春柳社”，以日本近现代新剧为中介学习、借鉴欧美近现代新剧创生中国“新戏”，中国“新戏”就不仅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戏剧潮流产生了历史性的关联，而且由此奠定了走向现代之路的发展方向。其后成立于中国上海的戏剧社团“民众戏剧社”，在建社宣言中直言西方现代戏剧是中国戏剧的学习榜样。“萧伯纳曾说：‘戏场是宣传主义的地方。’……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他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不得一毫遁形。这种样的戏院正是中国目前所未曾有，而我们不量能力薄弱，想努力创造的”，并明确地提出按照西方现代戏剧模式建设中国现代戏剧的艺术主张：“我们翻开各国的近代戏剧史，到处都见有这种的……运动，很勇猛而有成绩。这种样子的运动，中国未曾有，而是目前所急需的；我们现在所要实行宣传的，就是这个运动了”。而洪深本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性贡献，则是将其留学美国学习到的欧美现代戏剧理论和实践引入中国，使“国内戏剧界久已感觉到须要向西洋学习的改译外国剧的技术，表演时动作与发音的技术，处理布景、光影、大小道具的技术，化妆与服装的技术，甚至广告宣传的技术，获得了相当的满意的实践”。正因此，洪深在提出“话剧”概念时，除了认为它是中国“新戏”的正确名称之外，还特别指出“话剧”更重要的“它须是现代戏剧”。这也即是强调说，“话剧”的实质是以现代为导向的现代戏剧。
我觉得“话剧”的名称是针对20世纪中国早期“新戏”发展中的“正名”问题提出的。话剧名称中对于“对话”的标榜和强调，由于直观、形象地表示出其与中国传统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显著区别，故甫一提出，就受到国人的肯定、追捧，乃至流行。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名称总是和实质密切相连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名称而是实质。与“话剧”名称相对应的实质就是它的现代戏剧性质，而这恰恰是20世纪中国“新戏”迥异和超越中国传统旧戏的根本所在，也是洪深当时要用“话剧”来命名中国“新戏”的初衷。因此，当洪深在1935年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撰写20世纪中国“新戏”发展历程的长篇导言《现代戏剧导论》时，已经不再使用先前的“话剧”名称，而是直接采用了“现代戏剧”的称谓。这也警示我们在面对今天业已流行的“话剧”概念时，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对话的戏剧”的名称，而必须从根本上明了“话剧”的现代戏剧实质。简单地用“对话的戏剧”定义“话剧”，未免贻笑大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