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调查

　　“阿瓦，哎，那啥子阿读咕噜有为……”《吉祥三宝》的火爆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蒙语的风靡。“56个民族56枝花”，目前，我国56个民族，有130余种语言(2007年中国社科院出版《中国的语言》一书，总共收入129种独立语言)，但是，能够像《吉祥三宝》一样被我们听到或熟悉的少数民族语言，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甚至，有很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本民族的人能说会听的也不多了。

　　满族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数量排名第三，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满族人口数量约为1041万，可是前几年，会满语者已不足百人。近年来，随着满文培训班兴起，满族文化逐渐复兴。而记者采访到的广西仫佬族年轻人，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习俗几乎一无所知，于他们而言，民族的差异只是显示在身份证上的不同。甚至很多现已年近花甲的上一辈，都已不会说仫佬话。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的危机，值得关注。

　　■ 现状 很多少数民族年轻人对本民族语言一窍不通

　　今年27岁的小韦在南宁做媒体工作，小韦的父亲是壮族，母亲是仫佬族，为了享受更为优厚的加分政策，小韦选择跟随母亲，也是仫佬族。念初中，考高中，上大学，凭借自己的努力和锦上添花的加分，小韦的求学之路颇为顺利。但进入大学之后，当“加分已成往事”，小韦再跟同学聊到自己的民族时，发现找不到任何谈资。“我开始清晰地意识到民族问题。我想说本民族的语言，说仫佬话，想跟大家介绍自己民族有哪些习俗，但对于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

　　于是，小韦回去请教母亲，让她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母亲也只是能听懂三两句仫佬话，完全不会说，更没办法教她。小韦告诉记者，位于广西省北部的罗城县，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在这里，仫佬话还比较普及，但是中青年人还是主要使用普通话或者当地的方言桂柳话。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使用仫佬话作为日常的交际用语。“我外公住在罗城，但因为外婆不是仫佬族，所以他们之间都说桂柳话。我妈小的时候，外公教过她几句仫佬话，也就是教来玩的，她现在都不记得怎么说了。”小韦说，母亲结婚后，嫁到父亲所在的宜州，当地人都说壮语，仫佬话几乎忘光了。而小韦本人，连罗城都没回去过，仫佬话对于她来说，完全就是一门陌生的语言。

　　索伦珠满语文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德克锦是个地道的满族人，能够用满语流畅地进行听说读写，然而六七年前，身为80后的她对这种语言文字还一窍不通。“家里也没有人说满语，身边的满族人知道自己民族有语言文字，可谁都不会说不会写。”然而，满文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资料以及史料和档案，延续了这种语言文字的生命。

　　相对于其他一些民族来说，德克锦认为满族语言的保存状况还是可以的。“其实语言之间有融合的，现在汉语里，尤其是北京和东北的方言中，保留了不少由满语词转化而来的词汇，比如表示‘那个地方’，东北人会说‘那疙瘩’，这个‘疙瘩’就是满语词的音译。”类似的还有“磨蹭”、“邋遢”、“呵斥”等等，就连天津方言中经常出现的词汇，都有满语的影子，比如管口水叫“哈喇子”，表示生气、翻脸的“翻呲”……德克锦说：“从词汇的角度来看，人人都会说一点满语。”

　　德克锦说，满族人的民族特征其实并不明显，如果不会满语，他们和其他民族的人没有太大区别。“认识多年的朋友，很偶然的机会说起来，才知道都是满族人，如果能够用满语交流，大概早就能发现了。”

　　德克锦告诉记者，从她身边的情况来看，满族人很多，然而能够掌握满语的满族人极少，还以满语为母语的，很大一部分是锡伯族人。据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副书记，担任民族理论、民族学等学科教学的锋晖老师介绍，锡伯族和满族血缘关系非常密切，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就是清代的满文满语。锋晖认为在语言方面，它们就相当于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满语在清朝时有三大方言，京师方言、盛京方言，另外在黑龙江那边还有一种方言。锡伯语属于满语的盛京方言。”

　　清朝时满族的方言很多，于是有形成官方统一语言的需要，便借助文字来进行规范和要求。因此清朝时没有锡伯文这个称呼，锡伯族用的文字称之为满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次语言文字改革——在原满文的基础上，把重复的一些字母去掉，又增加了三个满文中没有的字母，才形成了今天的锡伯文。改动其实非常小，用锡伯文去看满文的史料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有些人说锡伯族是满族的一部分，锡伯语就是满语，锋晖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觉得这样说最合适：锡伯族和满族共同拥有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文字。锡伯文是对满文的传承和发展。”锋晖指出，今天全国的满族人口中，会满语的老百姓只有寥寥数人，唯一保留满语、传承着满族语言文字的就是新疆的锡伯族。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范围之内，锡伯语曾经还是重要的交流工具——还在使用就能够传承。锋晖以自己的母亲为例，指出那一代人的锡伯语教学还延续到中学，属于最后一批系统学习锡伯文的本族人，“但到我姨那代，锡伯语的语言文字教学全停了，所以她只会说而不会使用文字，语言也只限于日常口语交流那种，到了书面语这块还是不行。”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刚建县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其他民族。现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十几万人口，锡伯人只有两万零五百多人，排在第四位，可以说融合度相当高。锋晖表示，如今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一般都使用汉语，家庭里面一定程度上倒是会使用锡伯语。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农村中，语言环境则相对更好一些，“毕竟人口集中，但是锡伯语语言文字不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也不跟高考接轨。小学还保留着锡伯文的教学，但不受重视，师资力量也很单薄。”

　　■ 学习 民族认同感的高低直接关乎“语言态度”

　　以德克锦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成员，之所以在成年后还愿意去学习甚至推广本民族语言，与其自身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密不可分。

　　对德克锦等人来说，能够说上一口流利的满语，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北京有很多满族人，大家却感受不到和其他民族的人有什么不同。”德克锦觉得，掌握本民族的语言，能够让人对这个民族产生更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很多满族人家里都收藏有家谱，这些家谱都是用满文写的，能够看懂自己的家谱，当然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培训中心的学员扎湖岱，曾经也是完全不了解满语的满族人之一。一次，她与一位彝族女孩聊天，她随口问对方是否会说彝语，彝族姑娘很自然地说：当然会啊，谁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啊？“这一刻，我真的被刺激到了，我是满族人，却不会说满语。”

　　与满族的民族认同感形成反差的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很多人并不认为会说壮语值得自豪。小韦的父亲就是壮族人，父母经常用壮语交流，她从小也生活在壮族的语言环境里，但小韦却不大会说壮语。“小时候出去玩，说壮语是要被小朋友们嘲笑的。很多当地人认为‘夹壮话’难听，不愿意让小孩学，会说的小朋友因为害怕被同龄人嘲讽、排斥，也主动少说甚至不说。”小韦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跟当年的小伙伴们坐在一起聊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此感到遗憾，也会对自己“少不经事”有些后悔。“虽然说起来比较困难，但毕竟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还是可以听懂的，能听懂就还有学习的机会。但是仫佬话我真的是一点都听不懂，我曾经特意去找过仫佬族的老人，想听他们讲一些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但真的一句都听不懂，完全没有办法交流。”

　　锋晖认为，锡伯族现今还保留着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对语言文字的传承保护。“但融合也是历史必然趋势。”他觉得锡伯语似乎渐渐变成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失去原本的交流职能。“我个人认为，单纯想把语言文字保留下来已经不起实际作用了。”锋晖表示，随着现代社会的一体化需求，各民族都在加速融合。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语言文字已经不太实用了。“我们能做到的，是把这些优秀的传统保留下去，把民族文化中更多文化符号传承下去。”锋晖特别提到，全世界之所以知道锡伯族，就是因为他们传承着满文、弓箭文化这些文化符号。这些本民族灵魂的存在，是社会激变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一旦消失，会影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意西微萨·阿错多年来从事汉藏语比较、语言接触研究，承担少数民族语言学、濒危语言研究等方向的项目。在他看来，以上截然不同的现象，可以归结为“语言态度”问题。

　　“语言态度也是语言濒危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来说，即使社会地位偏低的语言在语言态度上感觉不够‘高雅’，但是往往能够感觉其‘亲切’——面对正在失去的母语，很多人无限依恋又无可奈何。然而当母语者自己感觉难听，甚至抵触、不愿学的时候，从理性评价到情感评价都已失去了对母语的信心，一种语言的生命至少在这些人身上已经彻底死亡。”据介绍，语言态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估语言活力及濒危状况的9项指标之一，亦即第1项指标“代际传承”。儿童决绝母语，意味着从根本上斩断一种语言生命线。很多人到了年长才感觉到母语的可贵，但是儿童时代如果已经拒绝，代际传承中断，再接续就千难万难了。阿错老师表示，一种语言的消失，这种灾难绝不亚于物种消失。正在消失的物种可通过留存基因的方式保存进而将来可以复活，然而语言的消失是永远的，即使留下再丰富的文献记录乃至音视频的记录，总归是死亡的材料，语言的生命只能在鲜活的口耳之间加以继承与延续。

　　■ 补救 当地经济、双语教育、后期培训都对语言传承有影响

　　出生于1965年的何述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协的秘书长，何述强也是仫佬族人，或许是从小生长在罗城县的原因，何述强对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了解得比小韦多，他还曾专门写过一本相关书籍，名叫《凤兮仫佬》。

　　何述强对于仫佬族语言文化传承的看法，要比小韦和母亲乐观很多。在他看来，一种民族语言是“强势”还是“弱势”，与该民族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罗城县的人口有三十四五万，其中大多数是仫佬族。虽然跟满蒙等民族相比，人口非常少，但如果说仫佬话濒临灭绝，还为时过早。”何述强告诉记者，因为仫佬族本身就是个很开放的民族，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所以民族本身并没有萎缩的态势。另一方面，仫佬族的语言文化圈集中在罗城县县城附近的两三个乡，从地理位置上看，占据的是罗城县最好的区位，比较富庶，所以外乡人很愿意嫁到这里。“语言的习得主要看语言环境，嫁到仫佬族语言文化圈的人，很快就能够通过日常的交往学会听说仫佬话。随着人口的增长，会说仫佬话的人其实是在增多的，只是比较集中，没来过这里的人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人会讲仫佬话了。”在何述强看来，只要在民族语言的聚居区，人口保持稳定，其语言传承就不是问题。“但有些民族地区比较闭塞，经济状况不好，青壮年都选择出去打工，也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个穷地方当媳妇，这种民族语言的传承就面临危机了。”

　　与何述强所描述的，民族语言通过嫁娶、人口流动等自然接触而得以传承不同，德克锦已经有意地把满语培训做大做强。

　　2007年，德克锦开始对满语产生兴趣，那年冬天她在网上找到一家满语培训，从学生到助教再到老师，2010年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开始时就三五个人，培训也没有固定的名字，比如这次叫‘鼓楼满语培训’，下次改在别处就换个名字。”德克锦告诉记者，很多人都以为北京有多家培训组织，一问才知都是这一家。“后来我们就起了索伦珠这个名字，这个满语词有召唤伙伴、不畏艰难、逆流而上的意思。”德克锦告诉记者，学的虽然是本民族语言，可还是遇到不少困难。由于没有语言环境，他们只能像学外语一样去背那些词汇和语法。“资料里记载的大多是书面语，在实际生活情态中的语气、表达，就只能到生活中去找。”她身边有不少人会到锡伯人聚居区去，体验那种以满语为母语的语言环境。“书本和实际使用的差距还是有的，学了很久还是听不懂说不出的情况也是有的，我觉得我还在磨合中，不敢说完全掌握了口语。”

　　现在，德克锦身边已经聚集起了不少能够用满语进行日常会话的人，“可能大家能聊的话题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尽自己所能多使用满语。”来索伦珠学习满语的人越来越多，培训班人数累计已有千余人，甚至还有外国人。最小的学员是初中生，最大的有七八十岁老人。大家来学习满语的理由多种多样，有的是觉得身为满族人不会满语有点丢人，有的是因为地安门的小吃很好吃而对满族产生兴趣，还有很多人是喜欢看清宫戏、为研究清朝文化特意来学满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应该感谢清宫戏，吸引了很多人来关注满族文化。”

　　说是培训中心，其实这里更像个学习满文的沙龙，满族的文化习俗、服饰、书法、奏折、家谱等内容都是教授的范围。学员们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培训中心后，就可以在每周日来培训中心学习，整个教学过程都是免费的。“一期下来，能够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学会基本的满文语法结构。”

　　有些民族进行双语教育目的是学习汉语，而锡伯族双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保留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及文化传统。锋晖介绍，锡伯族人采取的保护措施，首先体现在小学和学前教育的双语教育中。一些托儿所、乡里的小学都会安排锡伯语课程，不过只是针对学前教育学生和小学生。“这边有些小学二年级以后就再没有锡伯语课程了。”此外针对干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党校也定期办初级和中级的锡伯文学习班，“培训现在已经办过十几期了，一定程度上也在缓解语言文字的濒危状况。”

　　此外，锋晖还提到当地一些民间组织也开办了锡伯语学习班，年轻人更是想方设法希望通过一些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承民族文化。“语言如果不被老百姓所使用，仅靠教学、科研来传承还是太单薄了。”锋晖说他们之前做过锡伯语配音版的《机器猫》等动画片，接下来还想搞一些低成本的配音电影、小品、笑话、翻唱歌曲，“用锡伯语翻唱俄罗斯的一些老歌、邓丽君的一些老歌。这都是低成本运营，还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和喜欢，这样文化寿命就会更长一些。”虽然锡伯语在使用上还是难免面对大幅度缩减的现状，但锋晖认为，民族精神、民族传统还是不能丢，要尽可能把其中优秀的部分传承下去。

　　专家看法 语言除了是交际工具 更是文化载体 多元是其生命

　　尽管借着清宫剧的东风，索伦珠的满语培训愈发蓬勃，但在阿错老师看来，没有官方的保护措施，即便是藏维蒙等大的民族语言情况好一些，但是与过去相比仍然是每况愈下，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总体走下坡路的态势是不争的事实。

　　“政府主导，采取措施提升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提倡语言多元的共同价值，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并且通过义务基础教育阶段加强母语教育等等，都是保护语言传承必需的措施。”阿错老师表示，一方面，政府、教育部门和民间团体有责任和义务采取措施，帮助弱势语言尽可能地得到保护，帮助少年儿童获得良好的母语文教育。目前而言，可以采取的最为有力的措施是提高民族语言应有的经济价值。比如抓住升学和就业指挥棒：民族自治地方，升学、就业必须通过民族语水平测试。服务自治地区基层的公务员、事业人员，无论是本民族还是汉族人，必须拥有当地民族语言的特定水平：服务当地民族，这样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这样，本民族母语者升学和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民族语的经济价值、社会地位必有提高。另一方面，对于每个人来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必须尽量做点什么，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孩子的母语。那么代代传下来，母语的生命就得以延续。假如做不到保住孩子的母语，也得传达母语宝贵的信念，传达给孩子，传达给朋友，传达给能够传达的一切人。

　　“有人担心孩子学了民族语，汉语学不好。如果真是值得这样担心的地方，那倒说明，母语环境很好了；相反，如果母语环境已经岌岌可危，汉语已经很普及了，完全不用担心学不好汉语。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学习语言：如果脱离了环境的话——中国学生学习十几年外语，还是学不好，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对于人类来说，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学习语言：在环境中熏陶，不用学习就自然获得。”

　　对于像小韦外公那样，婚后因为伴侣不会本民族语言，而放弃使用仫佬话交流的现象，阿错老师表示，婚姻确实可能带来语言继承上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语言习得上的收获。“我是藏族，我夫人是说汉语的羌族，我的孩子们现在汉语和藏语都很好。当然作为家长我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我的二女儿在天津出生，3岁时才第一次回家乡，这时候，她却只会说藏语，不会说汉语。我们努力从家乡请保姆，没人愿意来，我们就把保姆的孩子也接来天津上学，承担全部费用；保姆不会骑车，我们坚持早晚骑自行车接送保姆的孩子。每年暑期坚持长途跋涉回到家乡，让孩子接触母语。只要个人或者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就有可能防止不利的方面，甚至取得更加有利的效果。”

　　之所以付出这么多的心血保证孩子会说本民族语言，阿错老师说，是因为民族语言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语言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在于交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另一方面在于传承文化，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同时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从交际的功能说当然越统一越好，最好全世界只说一种语言，这样交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然而作为文化载体与文化现象，多元是其生命。“过去我们过多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忽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的重要方面。不但很多民俗、传统需要语言文字来传达传承，一些重要的艺术门类直接就是语言的艺术，甚至是一种活的有声语言的艺术。例如广泛在蒙藏地区传承的格萨尔-格斯尔英雄史诗，至今仍然是活着的史诗。语言如果失去，这一切也就灰飞烟灭。”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与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失去了语言，失去了文化，血缘传承毫无意义。不管是自己的母语还是其他族群的母语，一种语言的濒危与消失，是人类共同的悲哀，是人类共同的损失。中国境内语言丰富多彩，是中国人共同的财富。努力保护多元的民族语言，以及保护多元的汉语方言，都是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