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忧伤》引爆京沪话剧舞台——
喜剧为什么“忧伤”
《喜剧的忧伤》剧照。(资料照片)
陈道明：“歉，又辛苦您一趟。”
何冰：“忧伤不可怕，还好是喜剧！多谢各位，我们开始吧！”
这是两位主演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品《喜剧的忧伤》写下的“特别致意”。这份由于主演身体原因“回戏”而特别给观众的手书致辞，由主办方印成了明信片，随节目单附赠，从北京的补演现场带到了上海的舞台。
2月16日，《喜剧的忧伤》在上海演出的最后一场，观众鱼贯而入，热度丝毫不减。从2月8日开始，一连8场，上海大剧院几乎场场满座，这样的盛况在近年的话剧演出中并不多见。一部“有点忧伤的喜剧”，为什么这么火？
话剧舞台的“话题之作”
戏火成这样，不是没有道理。
首先，一个简单到几近极致的形式——
“在人艺的舞台上只有过一次由两个演员演一出戏的记录。那是在1985年，由于是之、朱琳两位表演艺术家演出的《洋麻将》；事隔二十余载，《喜剧的忧伤》，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二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如是说。
《喜剧的忧伤》全剧只有两个角色，一个负责审批剧本的审查官和一个力求喜剧剧本过审的编剧，两人的表演和台词撑起整场两个小时的演出。这样的“对子戏”，难度系数很高，“一方面是台词量大，接口非常多，还包括演员心理、场面调度、舞台排布等方方面面。没有新的人物介入带来新鲜，怎么紧紧抓住观众；在形式的运用上，如何做到既精简又合理，都造成了难度。”导演徐昂介绍。
在徐昂看来，舞台艺术所追求的形式，最根本的应当是“人”，演员是第一形式，他希望用一种纯粹、甚至极端的形式来表达。事实上，的确如徐昂所说，“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简单到极致的形式吊足了观众胃口。
其次，两位让观众难以拒绝的演员——
剧中，陈道明扮演审查官，何冰扮演编剧。何冰是活跃在话剧舞台的“实力派”，更重要的是，遇到了“一个让演员很难拒绝的剧本”——
《喜剧的忧伤》改编自日本著名剧作家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该剧于1996年在日本首演后就大受欢迎，而后又经改编分别在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成功上演，被英国《泰晤士报》誉为“当今世界上最高级的喜剧”。
一个亚洲戏里的冷幽默能被一个老牌欧洲剧团看中，“这很难得”，徐昂说。人艺版的《喜剧的忧伤》将故事背景和剧情做了“本土化”的移植。“这样的剧本演员很难拒绝。”何冰说。陈道明在上海大剧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剧本，但我们这出戏并非经典，只是一出看着还好看的、有意思的戏，一出说了点话的戏。”
做一场“内心的游戏”
《喜剧的忧伤》故事并不复杂——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由北平迁往重庆的喜剧剧团的一名编剧将自己的剧本呈交戏剧审查科刚调任的审查官审查。然而，刚从前线负伤归来的审查官厌恶喜剧，剧本被批为“不可救药”。就这样，心怀梦想又肩负整个剧团生存压力的编剧一次又一次修改，而审查官在编剧的影响下也在发生改变……
整场戏围绕“审查”展开，在何冰看来，故事只是“糖衣”，说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人与人彼此拼命说着话，却谁也听不懂谁”。编剧和审查官，两个男人互相说服的过程，本质是探讨了“人与人之间交流费劲”。
徐昂也说：“审查只是维系我们把这个游戏做下去的纽带。”现在的喜剧不是关乎爱情就是关乎政治，我们想讲一个不是那么经常谈论的话题，跳脱现有的僵化的范畴。“出类”之后，再努力“拔萃”。
从现场观众的反馈来看，这个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内心游戏，收到了“笑果”。
笑过之后又为何忧伤
“笑有很多种含义，有一种含义是理解。听懂了，所以笑。”徐昂说，“从某个角度看过去，喜剧就是一种心照不宣、大家都听懂了的戏。笑是一件特宝贵的事，但笑不是全部意义，不是终点，我们希望通过大家能听懂的部分，传达些什么。”
对“笑”的渴望，是剧中人物反复探讨的一个话题。厌恶喜剧的审查官认为，在全民备战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喜剧，但却在和编剧讨论剧本的过程中，逐渐被喜剧的魅力俘获，学会了笑，承认了喜剧及艺术的重要。
何冰希望观众能从中感受到：“仔细聆听对方，好好表达自己。无论地位多悬殊，观点多不同，只要用心，人与人都能走近，只看生活许不许，命运容不容！”
而剧中两人从对立到理解再到重新对立的状态，就在第七天被“外来事件”打破——编剧被征召上战场。审查官送给编剧一句话：“你一定要回来。”在徐昂看来，这部剧和剧中叫作《朱密欧与罗丽叶》的剧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写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徐昂说：“分析文本结构，你会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也见了7天的面。这7天里，从一见钟情、想要摆脱自己的身份、相互投入对方的世界，到身份重新禁锢和束缚他们，再到外界的强压，最后导致两个人的死亡，结果两人硬性地分离，和这个戏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
在徐昂看来，“很多时候，外部环境的变化，个人掌控不了，这或许也是让人忧伤的地方。”
徐昂认为，现在的话剧舞台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每隔几年总能有好作品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数量太少，只有更大量地生产，让不同类型的戏剧自由生长，交给观众去投票，话剧市场才会更好。(本报上海2月16日电 本报记者 颜维琦 董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