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穿在身上的史书”

关注苗族传统服饰文化生存现状

　　马年春节到来之际，海南南部的一个苗寨里，身着苗族传统服饰的男女老少载歌载舞，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人群中，一位穿着普通的女士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她是彭雪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今年春节，她没有回家，而是来到海南的苗族聚居区开展调研。

　　“我想利用春节这个特殊时点，考察一下海南苗族节庆中的服饰文化。”彭雪芳对记者说，她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一部分，她主要负责南方少数民族研究，重点关注苗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状况。

　　节日是考察苗族服饰文化的最佳时机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正在迅速变化，苗族一些传统文化已经出现断层现象，有的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彭雪芳不无感慨地说。

　　为深入了解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状况，2013年4—7月，彭雪芳来到我国苗族大本营、拥有430万苗族人口(约占全国苗族总人口48%)的贵州省，选取台江县台拱镇、施洞镇、老屯乡、排羊乡、反排村等地，开始了她的田野调查。

　　在台江，彭雪芳亲历了苗族最著名的两个传统节日——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今年春节，她又将观测地转移到拥有6万多苗族人口的海南。彭雪芳的调研脚步，似乎总是踩在苗族各种重要节日的“鼓点”上。

　　“因为民族传统节日不仅本身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苗族多姿多彩的节日习俗中，也蕴涵着丰富的服饰文化信息。节日正是考察苗族服饰文化的最佳时机。”彭雪芳告诉记者，她计划对苗族一年中重要节日里的服饰文化进行系统考察，以此来研究苗族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变迁。

　　“穿在身上的史书”正在消亡

　　“苗族服饰在不断的历史迁徙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不同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着装方式，体现了苗族不同支系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它是苗族文化的载体，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彭雪芳表示。

　　然而，从贵州到海南，彭雪芳目睹了一幕幕苗族传统服饰文化衰微的景象。“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渗入，海南苗族的传统服饰正逐渐汉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受到当地黎族的影响。”

　　在贵州调研期间，彭雪芳曾拜访不少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解“非遗”项目的传承状况、保护措施、成效及存在的困难。在台江苗族“破线绣”技艺传承人刘秀华家里，彭雪芳只见到50多岁的刘秀华和一台老旧的织绣机，刘秀华的女儿则常年在外地做服装买卖。“这个手艺不好学，也挣不到多少钱，我女儿出去打工一年挣的比我做这个多得多，她不愿接我的班啊。现在只要有人愿学，我就愿教。”刘秀华向彭雪芳感叹。

　　一路调研下来，彭雪芳对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困难，有了更深感受。“影响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因素，一是机绣代替了手绣，服饰的差异性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苗族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少穿或不穿作为支系标志的民族服饰，而从市场上购买大众化的成衣，苗族服饰仅出现在节庆、婚礼、祭祀、丧葬、社交等场合。二是后继乏人。现在苗寨中多数女孩都外出打工，少有年轻人学习苗族服饰技艺；懂得制作苗族服饰的基本上是在家务农的妇女，但她们的制作工艺已普遍不如老一辈。”彭雪芳说。

　　寻找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之路

　　从贵州到海南，彭雪芳一边调研，一边思考苗族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可能出路。

　　在考察台江县最具特色的苗族刺绣时，彭雪芳发现，刺绣作为一项民族文化产业，近年来在台江得到了大力发展。“据台江县产业办2012年统计，全县银饰刺绣企业有50家，从业人员约1.2万人。当年全县银饰和刺绣产业实现产值1.3亿元以上。银饰刺绣工艺品远销中国的许多城市及东南亚、欧美各国。在2012年意大利米兰的国际旅游商品展览会上，台江苗族工艺品在9天之内销售收入达20多万元人民币，并签下了100多万元人民币的订单。”彭雪芳表示，台江苗族服饰开发的成功，不仅为当地村民找到了一条致富门路，同时也为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一条充满生机的途径。

　　相比之下，海南苗族服饰的发展现状则稍显落后。“海南苗族服饰处于自制自给的状况，开发程度不及贵州。它只在旅游点或节日期间才对外展示，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竞争，在宣传力度上也远不及其他地方。”彭雪芳认为，贵州的成功经验无疑为海南苗族服饰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在苗族传统文化商业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还需进一步增强保留民族文化内涵的意识。”

　　春节过后，彭雪芳的脚步又将继续深入到海南的五指山、保亭，以及贵州的黔西北地区等苗族集聚地，继续她的苗族服饰文化调查。

　　采访行将结束，彭雪芳再次向记者提及她在台江亲历的姊妹节与独木龙舟节。“这两个节日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是官方与民间的举办方式并存，后者主要由民间举办。官方的介入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民间的努力则让人看到了苗族保护自身民族文化的强烈意识，以及文化主体所发挥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