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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指出：文学守“史”有责。“在大众传播发达进步的今天，文学家们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也就意味着把什么样的历史交付给受众，交付给未来。”
最近，文学评论界知名学者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民日报》合作开设的“文学观象”栏目里，有的放矢地针对当代中国文坛存在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开展有力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鲜明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品格和要求，清晰地回答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正能量等关系问题。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指出，当前文坛某些历史虚无主义有3个“艺术”表征：“戏说”、“割裂”和“颠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剖析说：“过去，有些文学作品概念化、脸谱化，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对此，我们当然反对。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反面人物也有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但是当下某些作品，在涉及历史人物时，仅仅凭借作者一己之好恶，以当下某些风潮甚至西方的所谓‘人性’标准，来苛求或袒护历史人物，无论丑化还是美化，都是对历史的践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指出，文学守“史”有责。“在大众传播发达进步的今天，文学家们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也就意味着把什么样的历史交付给受众，交付给未来。”
文学不能消解道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指出：“表面看来，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行为，与公共道德建设无关。但是，个人的创作成果一旦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发表出来，甚至并未发表，只是在亲朋好友间传阅，它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具备了公共属性，就必须承担道德建设的义务。所以，道德并不是文学的附加，道德与文学密不可分，文学在道德体系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职能。”
刘跃进认为，时下某些作品，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以及官场、宫廷、职场、家庭、婚恋题材的作品，宣扬负能量，给文学的健康存在和发展带来了伤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党圣元提出，“文学应该是正能量”并非否定文学反思、批判的功能。“文学史上因敢发盛世危言、敢敲警世之钟而成就经典大作的例子举不胜举。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出发点要对，要站在坚持倡扬真善美的立场上鞭挞假恶丑，将人们从麻痹中唤醒，又对光明充满着向往。”
文学不能丢失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认为，如今特别需要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由于社会和文学转型，一些人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化是好的，有的却未必，比如认为文学越是远离生活，就越纯粹，越有希望，越是文学。这么笼统地把文学与生活绝对对立或隔离，恰恰是对生活的依托和理解走向简单狭窄之后才出现的。”
程光炜说：“许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心存怀念。当时的作家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作品，像王蒙的《布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路遥的《人生》、铁凝的《哦，香雪》、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以及舒婷的《致橡树》等。历史地看，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令人难忘，一是作家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描写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包括痛苦和欢欣；二是他们对生活包括历史生活抱有真诚，虽然其中也有困惑和矛盾，但是这种真诚始终贯穿于作品之中；三是他们与生活保持高度‘同步性’，与时代共甘苦。”记者 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