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造与时代的艺术王者

——评言恭达书法创作

汉简 自作诗《论书》 释文：曾惊赤县逞雄风，一马行空抖大穹。溢彩淋漓论墨妙，千秋惠播御飞虹。

　　大草 自作诗《山海传情书画会》 释文：岭海传情月笼纱，丹墀醉彩墨风华。何当一统中兴日，两岸犹开吉庆花。

　　关于艺术的评价尺度，历来有两种：一是圈子内的，二是社会的。有的人在圈子内名气很大，但社会上却并不买账；有的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圈子内对其却褒贬不一。这种背离的现象很普遍，且近年来有加大之势。探究原因，这其中既有世风浮躁的影响，也有文人相轻的因素。

　　值得庆幸的是，言恭达的书法，却是圈子内与社会上两方面都认可并称道的，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想这与他的书法造诣以及做人的谦逊分不开。

　　数年前，我与言恭达相识于苏州。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宁静、含蓄的谦谦君子。交谈中得知他是常熟人，且是言子的后裔。言子生活在战国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言恭达生活在常熟，他的家族与那一片水碧山清的土地相生共荣，使他不但秉持了书香门弟的家风，也承继了笃定儒雅的道统。

　　在今天，艺人与文人混为一谈，在古代，文人与艺人却绝非同日而语。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推行，导致中国的官场十之八九都是由文人主持。诗艺与书法，历来是文人的两大看家本领。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官场里，生活着一大批引领中国文艺潮流的诗人与书法家。单说宋代的“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无一不是高官。书法与诗歌，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专门职业。但今天许多以书法或诗歌创作为职业的人，是否产生过如上述四人这样的书法大师与文学巨匠呢？

　　做官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统称为“士大夫”，从精神层面上讲，士大夫当属于“既有恒产，亦有恒心”的人，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给芸芸众生以引导的作用。

　　士大夫与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庶几近之，但又不尽相同。士大夫应是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媒介，在生活上，他们追求稳定，拒绝粗俗；在精神上，他们追求优雅，拒绝粗鄙。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文化的薪火才得以世代传承，绵延不绝。

　　大约十年前，我去浙江天台山参访诗僧寒山大士的遗迹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本江南士大夫，天台乍到总踟蹰，昔年秋暮看红叶，此日春深听鹧鸪……”如今之时代，有着士大夫情怀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在与言恭达的交往中，我感觉到他身上士大夫的味道很浓。这种特质，在他的书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言恭达书法始于篆、隶，而终于草书，篆书是中国象形文字收束之后，由“具象”转为“意象”的高古文字，从篆入手，可知汉字的产生与来历，入内习之，可观乎人文，探求汉字艺术之源头。而隶书则是中国文字的第一次简化，汉字的点、横、竖、撇、捺由此奠定，深入研习，可谙熟汉字艺术的平实与流变。而至唐代始为大观的草书，则是书法向画艺学习，将线条艺术推向极致的一种革新与放纵。从北魏至盛唐，中国的书法艺术由严谨刻板转向汪洋恣肆。这种变化与时代有关。北魏王朝时期，中国正值游牧文化融入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汉文化的艰难转型期。而盛唐，正是中国文化由整体繁荣转向个体灿烂的上升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及开放的文化态度，“援道入佛”的可喜局面终于产生，并由此诞生了中国禅宗。受此变革的影响，“援画入书”而形成的草书，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道靓丽风景。

　　言恭达练习书法的路径，正好吻合了汉字艺术的三次变革，由字的构架及结体到线条的灵动和流变，他揣摩甚深，用力犹多。如今，他的草书独树一帜，不但展现出激情四溢、想象飞腾的时代特质，更体现了云蒸霞蔚、雍容大度的盛世气象。

　　当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时候，会感到众声喧哗，莫衷一是。但是，当这个时代成为历史，当事人的利益冲突、是非恩怨成为云烟，再来回顾这一时代的文学与艺术时，后世的人们才能清楚地看到，谁是这个时代的艺术的王者。从中国历史过往的朝代中，我们知道每一个朝代都会选择某一个方面的真正的代表者。我有一个预感，只要言恭达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这个时代将有可能挑选他为书法艺术的代表者。

　　▲他没有任何名家的架子，心境极其恬淡、平静，却又深沉、多彩。谈起人生品格，他说他欣赏的品格是“正直、真诚、单纯”，再加“平实与宽容”。“一个艺术家到了一定的社会层面，要保持平常心很不容易。”他感叹着。他并不把“头衔”当回事，“艺术家最终靠作品说话。当了什么‘长’，只会助长你的优裕感，要时时清醒啊！”然而，他又坦率地表示：“这个‘长’要挂，是便于工作。职务不是荣耀，是一种责任。”看来他十分珍惜他的工作环境，他对朋友说：“我常想到自己是个幸运者。”

　　▲我曾多次听到许多江苏书家的评论，除了治学严谨、书艺高超外，言恭达老师具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又极富人情味：谦和、公正、宽容、大度、厚道。他能团结人、理解人、善待人。“他办事不是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利，而是对江苏书法事业有没有利。”这个原因大大提升了他在广大会员中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恭达老师意味深长地说：“我十分看重三条：个人修养上要注重人格的完整性；思维切入点从‘小我’进入‘大我’状态；工作效果上则坚持艺术本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一性。”艺术“为学”先“为人”，这就是他求道的支撑点。 

　　▲他恋古，但不守旧；他天天与古人对话，但又时时吸收时代的新鲜空气。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是他三十多年来砚边探索的艺术风格。“清逸”是他艺术审美的基本倾向。清逸赢得自然、平和、古雅、高踔、简静的书卷气息。平中求奇，风韵天成。对于书画印，恭达老师的美学思想是追求“清、拙、厚、大”。“清”则古雅，去“浊”、“俗”，显“逸”、“静”，风格自远也；“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格，真力弥满也；“大”则精深，去小家气，生至刚、至中、至正的大家气，品位高古也。他的作品，碑帖相融，达到北“势”与南“韵”的有机统一。将恢宏的豪气与清畅的逸气结合起来；将碑的凝重苍茫、帖的醇雅精微、简的天趣率真结合起来，在充实中求灵透，于闲静里把握节奏，捕捉感觉中朦胧而又微妙的深层意象。

　　(摘自叶应天《现代人文品格的宣泄》)

　　▲言恭达草书的真正成功之处就是碑、帖结合，就是对清代乾嘉以来碑派的继承和发展。

　　▲言恭达对篆隶书体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历代草书的深入研习，特别是对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的书法研究，下过非同寻常的功夫。因此，能将篆籀笔法和笔意融入大草的研创之中，走的是一条自北宋以来，到清代碑学后期的金石碑帖结合之路，是当代碑帖兼容书家的成功典范。

　　▲言恭达的草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书法自觉的主动探索，就具有了自觉书法的特殊价值和历史意义。他的大草书法的取法、笔法、章法、字法、墨法，以及对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的自觉运用和思考，达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用古代书法常用的长卷艺术形式，为充满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奥运题材服务，不仅创造了书法白话文长卷的历史纪录，而且用这种最具东方文化魅力和典型代表的书法形式，宣传奥运的和平精神，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书法的特殊价值。

　　(摘自衡正安《书东方神艺 报世界和平——言恭达大草长卷<何振梁在莫斯科陈述演讲>赏评》)

　　言恭达，江苏常熟人。1948年生，国家一级美术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化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馆员，中国政协文史馆言恭达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