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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书封
袁仁琮近影最近，我省著名少数民族作家袁仁琮，在他77岁高龄之际，推出了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他，听他讲述《破荒》的创作经历以及他的文学人生故事。
写《破荒》，只为“真实再现那段‘特殊历史’”
较之以往出版的长篇小说，袁仁琮对《破荒》情有独钟。“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由《太阳从西边出来》、《梦幻岁月》、《土匪名单》三部组成，对跨度30余年的侗族边远地区社会生活作了描写和概括。”袁仁琮说。
袁仁琮介绍，《太阳从西边出来》描写边远大山里的侗族村寨者砻，居住在这里的人家，过着靠纯厚、善良和无私凝聚起来的简单生活，展现了解放初期穷苦人成长的艰难和掌权的不易以及富人脱胎换骨，改造成为新人的痛苦；《梦幻岁月》以侗族地区人民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现状为脉络，再现了山里人为实现远大理想而流血流汗，甚至付出宝贵生命的经历；《土匪名单》描写了十年动乱中是非颠倒，生活失衡的状况及人们逐渐走出迷茫的现实。
对于为何要写《破荒》？袁仁琮说：“我亲身经历中国解放前几年至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亲眼看见烂透了的旧社会(我目所能及之处)，欣欣向荣的新社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的十年动乱，感受太深了。这是中国社会三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考验，成为主人的中国人民经受了痛苦和磨难，不但挺过来了，同时吸取了经验教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这三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留给人们的东西太多太多。这一点，中国人是无法忘记的。”袁仁琮说，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惨痛的教训也是宝贵的。只要冷静地看看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前进要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也不例外。“向前看，对国家有利，对个人有利。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要珍惜。这是我创作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的根本原因。真实地再现这三段历史的社会生活，是我们这些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责任。”
百万字三卷本小说，创作时间只用了9个多月
对袁仁琮而言，写《破荒》的念头由来已久。
袁仁琮说：“创作《破荒》，不是临时起的念头，而是由来已久。因为那些人和事我都很熟悉，拈来就是。”由于袁仁琮和家乡一直保持联系，有机会也和妻子回去看看，因此要为小说创作补充相关资料并不难。他告诉记者，他真正创作的时间，只用了9个多月。
《破荒》这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小说，袁仁琮采用了三卷本的方式。对此，袁仁琮进行了解释说明：“这30年生活面很宽，内容很复杂，矛盾很尖锐，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很长，没有这样的容量，无法表现这样的生活内容。”袁仁琮说，“这三卷是互相联系的，重要人物贯穿始终，故事也相对完整、统一，但又相对独立，可以分卷读。再者，这样方便读者购买。”
赤子情怀：写作即生活
1937年，袁仁琮出生于贵州省天柱县蓝田镇碧雅贫苦农民家庭。
袁仁琮说，“旧社会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坏。”1949年秋天，袁仁琮亲眼见到了拉壮丁的残酷场面，看到保安团的兵大爷们在小镇上明拿暗抢，众目睽睽之下将赶乡场的老大爷用枪托打翻在地。同时，袁仁琮的成长经历也伴随着屈辱，到镇上读书的时候，“由于汉话说得不好而受嘲笑，被喊做‘野佬’。”
“不过，山里人不缺乏志气和骨气。我家搬迁之前所住的小村寨碧雅，清末时候就有贡生一人，武秀才一人，文秀才两人。农民家里也许穷得揭不开锅，但有几本书却是常见的事。”袁仁琮说。
对于走上文学道路这一话题，袁仁琮说这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不管家里怎样穷，家里总有几本书。”袁仁琮说，他对读文章有兴趣，那是从小养成的。他说，我上过私塾，老师是清末秀才，在我第一次的作文后面批了“小子可造”，对我鼓励很大。
“19岁读高中的时候，我的处女作在当时贵州唯一的文艺刊物《贵州文艺》上发表。”袁仁琮充满感激地说，“此后的若干年，我又得到省文联、省作协、文艺界老前辈蹇先艾先生等老师，以及《山花》杂志几位老师的帮助，才逐渐摸到些门道的。”
如今，年过古稀，袁仁琮依然热衷写作。《破荒》刚出版，他又在开始写长篇历史小说《孔子》，“难度很大，虽然早有准备，还是得花很多时间。加上配套出版的《我读孔子》这本书，看来得两年时间。”袁仁琮说，“以后，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想写写学校生活。我毕竟教了几十年书，不写写心里欠欠的。如果还允许，就跟荀子打打交道。”
在袁仁琮看来，写作即生活。“写一写，就进入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境界，徜徉其中是一种享受，舍不得放弃。如果计较名利，早就不干了。如果说文学创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未为不可。”他说。
■人物名片：
袁仁琮，侗族，教授，中国作协会员。自195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登上《山花》、《民族文学》、《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知名刊物，至今出版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等10部，小说集1部，理论专著3部，学术论文集1部，主编散文集9部。其中，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入围《当代》2009年全国最佳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太阳底下》获第二届“乌江文学奖”，长篇历史小说《庄周》获第三届“乌江文学奖”、第五届贵州文艺奖。
本报记者 王远白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