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电影的市场思考

《碧罗雪山》演员都是当地村民。

《阿佤山》剧照。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似乎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回首一看，列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几部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电影。在整整沉寂了近半个世纪之后，21世纪初又出现了由我省作家孟家宗担纲编剧的被合称为云南三部曲的《花腰新娘》、《诺玛的十七岁》、《红河》。但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无可奈何地遭遇着同样的市场尴尬：一方面是在国内国外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收获无数赞誉；另一方面，是在与国内外大片共舞的主流院线里遭遇冷场，票房惨淡。

　　即便如此，写了30多年乡土文学的哈尼族作家存文学还是执着地从事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剧本的创作。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他依然每年用五分之四的时间行走在滇版图上的各个少数民族村寨中采访写作。在他看来，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云南电影创作的一个宝藏，也是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示的优秀文化。但电影成功的关键，在于创作者要能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深入体会一个民族的生活、性情和灵魂，而非猎奇式地、模式化地、表面地对所谓“民族元素”进行加工。对于云南电影的未来，存文学信心满满。

　　电影节上

　　云南影片大放异彩

　　2010年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来自云南怒江州兰坪县基夺洛村的傈僳族姑娘娜真叶的星光甚至盖过了同台的范冰冰，就连评委会主席吴宇森看完电影也默然流下了眼泪。让这名来自大山里的孩子站上颁奖舞台的，是由存文学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碧罗雪山》。这一年，《碧罗雪山》一举夺得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等四项大奖，并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学习对象，在北京百老汇剧场放映时场场爆满，其小说原著也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在欧洲发行。

　　2013年底，同样由存文学担纲编剧的反映云南佤族生活的电影《阿佤山》再次登上星光大道，斩获英国伦敦第五届万象国际电影节“优秀原创故事片奖”、“最佳民族电影奖”，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等多个奖项。在巴黎连续3场的放映会上，法国观众给出的评价是：“这是我们继《五朵金花》之后，看到的中国最漂亮的电影。”有人甚至称它为“东方的阿凡达”。

　　当然，感动国内外观众的，不仅仅是藏在碧罗雪山脚下的那个只有17户人家傈僳族村寨世外桃源般的风景和村民的淳朴善良。“《碧罗雪山》不光是一部原生态电影，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捍卫，在一种强力的内压下，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肯定。”存文学说。“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对少数民族生活状态的关注、理解和思考，如何让故事更精彩、如何通过镜头叙事把故事讲好是需要我们不断琢磨和探索的，但其内核一定是关于精神和文化的东西，比如《阿佤山》中老者对毁坏、对生命体现出的山一般的包容，这种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东西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也可以作为经典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院线中

　　商业影片“一统天下”

　　谈到民族题材电影遭遇的市场尴尬，存文学认为，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民族题材电影的编剧和制作者们对年轻人的审美习惯并不熟悉，无法迎合市场口味。“电影的受众毕竟年轻人多，某种程度上说，获得年轻人的青睐，就能够获得票房。但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奇怪现象，有的电影拍得很烂，却可以赚得很高的票房。”

　　“这同时也是一个引导的问题。”也许出于一个“老派艺术家”的文化责任感，在存文学这个一直默默耕耘着自己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看来，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编剧和导演们有责任引导市场的审美趣味，而不是一味地追逐市场和商业利润。“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时候，人们看电影不过是为了图个好玩，图个有趣，所以一大批轻松的、搞笑的、时尚的电影在市场上很讨喜。”

　　另一个问题在于电影生态的多样性。“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这一类型的电影，电影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娱乐功能。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层次丰富、布局合理的电影市场，民族电影被迫和娱乐大片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行政力量的介入也较多偏向于已经处于优势的娱乐大片。于是，大片的成本和票房节节升高，电影资本高度集中，文化价值观空前统一。”

　　不可否认，发展民族电影，不仅有利于发挥云南创作群体和素材的本土优势，更能丰富当前国内被标准化生产的“类型片”一统天下的电影生态。“一部能够深层次挖掘民族特性，真切关注民族个体及其内心世界的电影，其文化价值远大于票房价值。从更大视野来看，这些影片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族群及个人问题，它还折射、关乎国家乃至全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完整性和深刻性。”存文学说。

　　“最云南”作家：

　　“我们可以拍出世界性的电影”

　　很多人把存文学称为“最云南”的作家。在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把云南的土地都跑遍了，不管所到之处环境有多恶劣，他都坚持和当地人一起生活、交流。而在他看来，只有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才能写出真正的民族电影。

　　“现在我们很多所谓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其实大多是一些对少数民族风情的展示，或是某种民族元素的简单加工利用，对少数民族精神的、灵魂的东西的挖掘远远不够。很多作品深入不进去，停在表面，是一种从外面的俯视、猎奇式的观察，每一个情节、细节都是贴上去的，而不是从民族自身生发出来的。”存文学说，“一般来说，文化是由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行为文化和深层的观念文化组成。物质文化包括可感知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人文景观等；行为文化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交往活动；观念文化则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这取决于电影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程度和表达水平，每部电影能够达到的层次都不同。就这一点看，云南本土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应该是有优势的，但受制于资金、制作团队、发行渠道等因素的限制，我们的优秀电影一直难以产生。”

　　说到这里，存文学深深地体会到民族电影创作之艰难。“写小说很容易，一个人一支笔就够了，但拍电影不一样，投资者看中的是回报。我又不能拍着胸脯跟投资者保证这个剧本一定能赚钱。”

　　然而，就算艰难，也有人愿意买单。《碧罗雪山》和《阿佤山》的成功就得益于广西电影制片厂和西盟县委县政府、普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而最终两部电影也在取得社会效益之外收获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走出了“叫好不叫座”的市场尴尬。

　　存文学一直对云南本土原创电影的难产感到“着急”。“我们云南的土地是块非常丰富的宝藏！就昆明来看，石林、禄劝、富民等地都蕴藏着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都是可以拿到国际舞台上展示的优秀文化。好的剧本写出来了，我相信起码云南的观众是不会不喜欢看自己身边题材的电影的。”

　　说到云南电影的未来，存文学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的世界就像一片森林，一阵大风来，很多树都会被吹断，只有树枝粗壮的会留下来。我们要做的电影，就是那些会被留下来的树。而能让我们的树枝粗壮的养分是什么？就是民族文化。因为拼资本、拼技术、拼制作，我们怎么可能拼得过好莱坞？但打好了民族文化这张牌，我们是可以拍出世界性的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