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常山高士贾大山

　　1980年摄于北京。左起：贾大山、陈世旭、冯骥才、张有德。

　　贾大山，河北正定人，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生前曾任河北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2月20日病逝。

　　贾大山，河北正定人，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生前曾任河北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2月20日病逝。

1997年2月9日，习近平和贾大山(右)合影。

《贾大山小说精选集》近日出版

　　编者按：1月13日，《光明日报》转载了习近平1998年的旧作《忆大山》，该文反映了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正定期间与作家贾大山的深厚友谊。1997年2月20日病逝的作家贾大山再度引起人们关注。文学同好眼中的贾大山是怎样的一个人？为此，本报刊发作家陈世旭的文章，以飨读者。

　　题记：本文写于1993年。事先大山兄并不知道，待知道时已卧病榻，无力看稿，只能由他的朋友朗读。之后不久，大山兄长去。这是我在得知噩耗的沉痛中唯一的一丝欣慰。

　　河北正定，古称常山。在我有限的见识中，听说的第一个常山人是三国赵子龙，认识的第一个常山人是当代贾大山。一个古人，一个是今人；一个武人，一个是文人。

　　1980年3月，《人民文学》编辑部把贾大山、冯骥才、张有德和我召集到北京，安排在一个军队招待所写小说。这样，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大作家：贾、张二位都是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冯则已有了《神灯》、《义和拳》等长篇力作。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4个人同处一室。4个人中，我和张有德几近哑巴。冯和贾则整天妙语连珠，各自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冯是津门都市的机智，贾则充满滹沱河土生土长的智慧。那是我深受其益并且深为留恋的一个月。一个月后，大山写的小说被留下来采用，我连一个字也没写出来。我很羞愧。

　　但很快我又有同大山见面的机会。中国作协恢复了文学讲习班(现称“鲁迅文学院”)，我同大山成了同学。

　　那一期文讲所，以知名度和个人魅力为中心形成了几个圈子。大山是其中一个圈子的中心，许多人都服他，服他的才思敏捷，大智惹愚。他言语行动慢条斯理，永远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架势。但几乎一言既出，即成经典，不胫而走。让许多人快活，当然也让一些人不太快活，你却没法恨他。

　　有一次班会，谈各自的创作。大山说，他最近研究现代派小说颇有心得，也试写了一篇，读给大家听听，请求指教。小说开篇是水利工地学大寨动员大会的场面：草帽句号草帽句号草帽句号籐编的草帽句号竹编的草帽句号布的草帽句号麦秆儿编的草帽句号白色的草帽句号黄色的草帽句号新的草帽句号半新半旧的草帽句号破了沿儿落了顶儿的草帽句号写了农业学大寨的字和没写农业学大寨的字的草帽句号……大家起先凝神听着，以为大山在文讲所真的有了长进，得了西方秘传，真想闹点假洋鬼子的把戏了。渐渐地，大家就有了疑惑，终于哄堂大笑起来。他仍一本正经、有滋有味、不断“句号、句号”地继续他的“意识流”，直到有人求他，再闹下去，裤带子要断了。

　　因此有人说，世上聪明人，别的永远只能是第二，第一只能是贾大山。大家都认可。

　　但大山却决不是狡猾的人。

　　这期文讲所快要结束的一个下午，没有课，大山把我唤到宿舍后面的核桃园里。我们踩着树叶，踢着尘土在林子里走过来走过去，一直都是他在说话。太阳若有若无地照耀在林子里，我的喉头老是涌动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时地抬眼看他，又不愿他发现我的眼睛里感激的泪光。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他说学习结束离京，他不会再来北京了。他在家乡长大，家乡足够他写了。以我当时阅历的浅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内心。

　　文讲所一别就是10年。

　　10年间，我再也无缘得见大山。中间曾给他去过一封信，就我由先前插队的县调到省城从事专业创作征询他的意见。他回信是极宽厚的，毫无对自己的那份严苛。他觉得以我的情况，还是应该回到省城去，毕竟是从省城下乡的孩子。听其自然吧。

　　“听其自然”后来便成为我生活中的信条之一。这信条极有效地缓解了我在生活中的种种心理紧张。名利欲，得失心，都因了这信条而日渐淡漠，做人也日渐从容自如。

　　我因此对大山有了更多的感激和特别的怀念。每次车过河北，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象着他可能在说着什么或做着什么。一旦见到河北的同行，便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任了正定县的文化局长，且有很好的政绩和政声，我很为他高兴。他的小说依然写得少，但字字珠玑。在文讲所我就知道，他写小说要打腹稿打到能背下来才开始落笔的，语气节奏都极讲究。他的小说，单看文字，都是一种享受，诵读起来，朗朗上口。那是真正中国化的语言艺术。但这类的小说时下似乎不走俏，大山为此苦恼吗？抑或是满不在乎呢？在时尚多变、流派纷呈的当代文坛，他感到寂寞吗？还有他的人品，如今，这样清峻逸拔自是很不合时宜了，他又将何以处之呢？

　　终于得到一个当面访他的机会。

　　8月，在山西开会，遇到河北作家张峻。问贾大山，回答说肯定在正定。很多年来，贾大山几乎从未离开正定一步。他是河北省作协常务理事，正定离石家庄坐汽车不过半小时的路程，但大山却连省作协的会也从未开过。以他的影响和职务，拉点赞助应该没有问题，但他坚决不干，至今没有结集出版过一本书。张峻说。

　　我完全信。这正是贾大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果真没有几个贾大山，岂不是太乏味了么！

　　归途，我决定从河北石家庄转车，得便一访大山，了却10年的念想。

　　感谢河北文联的朋友，当天就同大山联系上了。

　　大山一早就来了电话，说他在正定那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行到了正定，见面一一握手时，他竟不认识省作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我就是再理解，也不由不吃惊。

　　除了略显富态，大山一切如旧。分别10年，一见面他毫无惊咋，先同别人寒暄，最后才抚了我的肩同行。10年岁月恍若隔日。

　　他备了满满一桌子菜来招待我们，自己却绝不沾荤腥。

　　先前憋了一肚子的话，不知从哪里说起，没头没脑地问：

　　“你干吗吃斋啊？”

　　“是生理上的事，吃了荤腥恶心。”

　　但他对佛教的尊崇是毫不掩饰的。

　　那顿饭，以及饭后他领着我们游览正定大佛寺的整个过程，他大部分时间都说的是佛教教义。他对佛教经典的研读，是很有深度的了，记性又出奇的好，能背诵许多经文。国家最高领导人来正定参观大佛寺，县里只有请他出面讲解。他的那份头头是道，那份出神入化，令听者入迷。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倘佛门多了一位高人，文坛失却一位作家，那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一些了呢！

　　我的忧虑是多余的。

　　在大佛殿的甬道上，刚刚津津有味地讲完一个佛传故事，间歇之后大山忽然说：

　　“我真觉得自己不该再写小说，因为有人写得太好了。”

　　他说的“太好了”的小说是《围城》。接着他就大段大段地背诵《围城》，一面用手指往下有力地戳着，眼睛里满是欣赏和神往：

　　“看了人家的书，觉得自己真没有资格写书。”

　　我怔怔地看着他。大山还是大山。大山还是作家。文学之心，文学之望未灭。

　　接下来他说起同一帮文友聚会时怎样的语惊四座：有一段时间他罢了笔，因为知道新潮蜂起，自己的小说没人看了。但最近又写开了，因为又听说，现在新潮小说、旧潮小说都没有人看了。众皆哗然。他自己也认定：这是妙语。

　　但他的小说并不像他说的“没人看”。他新近发表的几篇小说，我在石家庄时就听人们议论了：写得极是精致。小说发出来，常常接到许多电话，有老百姓的，也有地方官员的，都是称道的话。每每写作，他心里一定先有了这些读者的音容笑貌。他生活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写作，他们也都懂得他，钟爱着他。他便更不愿令他们失望。他写得多，发表得极少。写了都积在案上，有极知己的编辑朋友去，他才极吝啬地示出一二。为此，许多刊物疏远了他，寄赠了多年的刊物一一停了。他不在乎，也没有怨恨。他自撰一联：“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

　　这“静”是心静，大静，无边无涯，高深莫测，不为尘俗利害炎凉所动，一如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心静不是心死，大静不是寂灭。幽默更其老到，调侃更其圆熟，针砭更其尖利，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冷漠的人。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他太热爱生活，太认真生活的缘故。只是由于他比常人远为优越的智慧，那挚爱和认真的表达也就不同凡响了。

　　不久前，汪曾祺老访正定，对大山的情操风采极是赏识，送了大山一联：“神似东方朔，家傍西柏坡。”大山连忙摇手：不敢，不敢！前辈对晚辈只合讲勉励的话如“夹紧尾巴做人”之类。

　　汪老仰面大笑，说：

　　“你看你又东方朔了不是！”

　　(陈世旭：作家，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江西省文联主席。上世纪80年代以作品《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