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耶路撒冷之鸽》剧照这些年来，连续访华的以色列戏剧，无论是卡梅尔剧院的《安魂曲》、《手提箱包装工》，还是盖谢尔剧院的《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耶路撒冷之鸽》……总能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愉悦与震颤。与时下招摇自售、被消费文化消磨得只剩下明星与爆笑的贫血作品不同，那简朴、纯净的舞台，轻声细语的抒情，蕴含着艺术想象的无限暗示与巨大的精神感染力；那一则则普通人流离迁徙、出生入死的奋斗故事，沉积着一个民族充满磨难与辉煌的历史以及归家的渴望、信仰与尊严。
新近在首都剧场演出的《耶路撒冷之鸽》，根据梅厄·沙莱夫获得以色列最高文学奖Brenner奖的同名小说改编。它叙述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一对少男少女——年轻的信鸽放飞员——之间，令人心动又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高潮出人意表：在一次战斗中，少年信鸽放飞员大腿、骨盆被击中，鲜血淋漓。在濒死之际，为了信守他同心爱女孩的约定与承诺，放飞了腿上绑有信息胶囊的信鸽，胶囊中装着他自己掺和着鲜血的精液。少女接到信息胶囊后，将精液用注射器打入体内，孕育了新的生命。
这是一个匪夷的神奇故事，一个不可能却可信的故事。可信，因为读者/观众愿意相信。在血肉模糊的小伙子完成自己的心愿之前，连死神都得伫立在一旁伺候。作为凡人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呢。我们明白，绑在鸽子腿上的信息胶囊，装的是一位年轻战士的灵与肉、爱与生命，是一个民族的精血。
阵亡的年轻战士本有名字，但所有的亲戚朋友和战斗伙伴都称他为“孩子”。我猜测这其中大有深意在。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要虔诚地祭献给上帝的，正是自己的“孩子”以撒。美国著名犹太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没有孩子的牺牲，历史会显得空洞。正统派犹太人把自我定义在祈祷的丰富人生中，在充满悲剧和辉煌的遗产中。他从犹太社群的声音和神圣的语词中收获他自己生命的回声。他的孩子就像化为歌声的黑夜。”(见《一种幸存者》·1965年)
为了呈现这样一个神异的浪漫故事，导演叶甫根尼·阿尔耶将舞台布置成一座圣洁的祭坛。空荡荡的舞台上，除了几块高低错落的立方体作为表演支点，两重白色半截幕方便场景迁换外，仅仅依靠置于台右乐池的一台老式军用吉普提示战争的环境。构成舞台景观的，主要是几片从顶棚直垂而下的白纱幔，洁白、轻盈、飘忽，似白云，似青烟……在这样一个充满内在诗意的严酷环境中，来自约旦河谷的小男孩和来自特拉维夫的小女孩，两小无猜，因信鸽而结识，因信鸽而相爱。除了养鸽、驯鸽外，他们的亲近、爱恋，所有动作都近乎儿童游戏。连小男孩的叔叔、婶婶、信鸽专家劳费尔医生等人的步伐，也如舞蹈般轻盈、灵巧。导演不让丑陋乌糟污染这个世界，即便是酷烈的厮杀与痛彻心扉的牺牲，也只闻枪炮声，没有声嘶力竭的惨叫，没有鲜血淋漓的喷涌。惜色如金的导演和灯光设计师，只在“孩子”献出宝贵生命的一刹那，让空中的太阳变成耀眼的红色，但那是胜利的色彩，生命的光晕，是为“孩子”祈祷的圣歌。
全剧最出彩之处，是由五位演员扮演的作为犹太民族象征的鸽群。无论是表现中央鸽舍的生活情景，高低错落、并列站在半截幕后面的鸽群，那惟妙惟肖、意趣横生的抖翅膀、撅尾巴的摹拟动作，还是“孩子”背负鸽舍奔赴前线时，众信鸽围绕在“孩子”身后，轻轻晃动身体的憨态……都为整场演出增添不少生机盎然的情趣。
在《圣经·新约》中，鸽子是圣灵的化身。早在古埃及和雅典第一届奥运会期间，就有信鸽出现。信鸽永远只认准一个方向——自己的家园。许许多多犹太人将自己比作信鸽，其中寄托着对家园、对重返故土的深深渴望。在《耶路撒冷之鸽》中一再出现的鸽群，既是写实的，也是象征的。剧中最惨烈的战事，是以众多鸽子中枪坠地加以表现的；最奇妙的爱情结晶，是由一只“比利时鸽子”帮助完成的。在“孩子”中枪之后，从舞台深处连续翻滚到台口，扮演“比利时鸽子”的女演员，跳上台口正中的站桩，摊开双臂和披在身上的斗篷，在枪炮声、音乐声中，大力抖动——“向上，向上，飞越鲜血，飞越战火与硝烟。向高处，向远方，朝向家的方向，绝然飞去。”
至此，观众大受感染。情感激荡的观众，大多不理会这是生活故事还是历史传说，也无意分辨其中有多少假定因素与扮演成分。或许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的，以色列的立国是一个悲伤的奇迹，但我宁愿抹去民族主义的印记，将归家的渴望，看作犹太民族深在的历史情感与不可剥夺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