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因不满演员私自改剧本，编剧宋方金与演员宋丹丹上演了一场“口水战”，备受关注。在这场二宋的“隔空舌战”中，宋方金曾如是描绘电视剧的理想生产状态——
“在编剧结束的地方，导演开始；在导演结束的地方，演员开始；在演员结束的地方，观众开始。大家像一场接力赛一样，跑完故事的全程。”
宋丹丹则回敬了一句不无幽默的反驳：“编剧老不‘结束’，而我们必须‘开始’了！”不过，包括她在内的大多数业内人，都对宋方金的“理想状态”表达了认可。
这场编剧与演员间持续发酵的争论，恰恰折射出国产电视剧创作主体的“失联”状况。这种“失联”下的创作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都因为编剧没能跑好“第一棒”吗？
中国式边写边拍
“我们不是怕折腾，只是不知道你要折腾到哪儿去，更不知道你折腾去了之后是不是还要折腾回来”
回想起那段一边拍戏一边改剧本的经历，知名导演姚晓峰至今仍懊恼不已：“以后绝对不干这样的事儿了！”但他紧接着又添了一句，“不过恐怕也难说呀！”
那时候，姚晓峰刚从摄影师转行做导演没多久，用他的话说，“好本子离我还很远”。投资人拿了一部小说找到他，也提前跟演员约好了档期。姚晓峰觉得小说不错，就签了约，开机前拿到剧本，却发现其中不少内容，还不如小说原著。在剧本成熟部分不到一半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开了机，边拍边托人重新“捋”。结果却像豆腐渣掉进了煤渣里，是挑也挑不出来，拣也拣不起来。第二任编剧很快也写不动了，姚晓峰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上。
单看剧本样式，就不难瞧出他们拍摄时的仓促和窘迫。姚晓峰最终版的剧本，不是一页一页、成套装订的A4纸，而是一张一张、剪贴而成的大长卷。这套东西由三样内容构成：原剧本、小说原著以及姚晓峰自己梳理的台词。这些东西都是他一一剪下并用胶条拼贴在一起的，足足有好几十米长，甚至来不及重新编排打印，就拆成单页分发给演员了。
拍摄现场就更“逗”了。一般很少会有人把小说原著拿到片场，可姚晓峰和演员们却离不开这根“拐杖”。走戏过程中，他们会时不时把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故事和行为事件抽出来，临场编一些台词，再顺着往下拍。拍完白天的戏，姚晓峰还得熬夜“捋”后边的剧本。
“当时想的只有一件事儿，顺利拍完就是胜利，根本想不了还要拍好的事！”说到这里，他自己都有些后怕。那部戏最终还是播了，姚晓峰当然不满意，“我们的修改，就像在给没气儿的人化妆——故事倒是顺上了，魂儿却丢了。”
姚晓峰直言，制作方为了赶进度，还没准备好就已经出发，这正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时至今日，依然有大约一半的戏，没有拿到全部剧本就开机。“拿到十集剧本再开拍，这都算很有良心的剧组了。”热麦国际发行总监谢晓虎说。
这种“边写边拍”的状态，也让编剧们苦不堪言。编剧闫刚将其定性为 “由结果倒逼开始的创作程序”：投资方拿着故事大纲约好演员，与电视台做完沟通，再委托编剧把这篇“命题作文”说圆。编剧在创作过程中，要不停完成电视台、制作方和演员的多方诉求。“每一次反馈回来，貌似都很有道理。于是，我们在不停地失焦，又在不停地对焦，最后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瞎子摸象似的来回‘拉抽屉’。几番下来，有的编剧被逼走，或者就是团队上来一顿群攻，剧本创作成了一个狼狈的生产过程。”闫刚说。编剧余飞也有同感，“我们不是怕折腾，只是不知道你要折腾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你要折腾成什么样，更不知道你折腾去了之后，是不是还要折腾回来！”
为应对这种“改不完的未了局”，编剧们甚至琢磨出自我保护的“退出机制”。余飞如数家珍地念出一段佶屈聱牙的合同条款：甲乙双方产生矛盾，无法调和，乙方有权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处理：第一，乙方放弃此项目的所有版权，但甲方此前支付给乙方的所有费用不予退还，乙方可以保留部分署名权；第二，乙方退还甲方支付的所有费用，但是将此项目的版权全部收回。
抢戏抢到键盘上
“这还算客气的了，毕竟还懂得告诉编剧一声，最恶劣的是，不打招呼擅自就把戏给改了”
一个电视剧项目投资动辄上千万元，为什么那么多人着急上马？慈文传媒董事长马中骏列出了一组数据：去年一年，国产剧总产量1.5万集，约为六百多部，而国内有收视号召力的电视剧演员，男男女女加起来也就一二十位。“几乎每位一线大腕儿，都有三五十个剧组在疯抢。”马中骏解释说，正是演员的稀缺，导致剧本不成熟就开拍，“错过这个时间，他们就没档期了”。
也正是这种稀缺，让某些一线演员获得了当“全能冠军”的资本：拍戏过程中，他们可以擅改剧本。这也是“二宋口水战”中，编剧们炮轰演员的原因所在。编剧汪海林曾在一部戏中为男二号安排了一场浪漫的情感戏，却遭到男一号质问：“这段浪漫为什么没给我？”“抢戏抢到了编剧的键盘上，不过，这还算客气的了，毕竟还懂得告诉编剧一声。最恶劣的是，不打招呼擅自就把戏给改了。”汪海林解释，其实编剧们并不是说剧本决不能改，关键是修改的方式和结果。
编剧们的难以忍受之处在于，演员私自改剧本，常常是私心作祟，往往会破坏整部戏的架构。编剧黄晖不久前的一部历史大戏采取了一正一反双线叙事，他对男一号的描摹，三分之一借助于男二号的衬托。但拍摄之时，男二号愣是把自己的戏重改了一遍，将一个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打扮成一位圣人，以至于该剧拍完之后审查未通过。一番删改，也导致全剧连基本事件都有些交代不清了。
对于演员热衷于改动剧本的心理，演员姚芊羽作了一番解剖：编剧要诠释的角色太多，有时候甚至会让人物为推动剧情服务；而演员会更加关注角色性格的连贯性，他们总是试图结合个人的经验去丰富角色，当然也有人会出于对个人完美形象的关注，拒绝编剧的一些安排。
汪海林注意到，演员改戏虽一直都有，但也经历了一个从非主流走向失控的过程。1996年，他和闫刚最初参与剧本创作时，还是中戏的大三学生。“当时我们的剧本肯定没有现在好，但演员也都照着拍了。”有粉丝翻出他们2003年创作的《神医喜来乐》的剧本，同电视剧台词一一比对，一帧一帧截图，结果令人惊讶：两者竟连语气词都是一个样儿。而就在一年前，他们打磨了近七年的《楚汉传奇》开拍，却因剧本被改，闹出不少硬伤和笑话。
演员话语权的与日俱增，与国产剧制播格局发生的变化有关。马中骏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左右，国产剧主要以地面频道购买为主。一部戏的成本由全国三四十个买家分摊，电视台即便买错了剧，压力也不会太大。大约到了2007年，省级卫视异军崛起，其收视份额、广告收入和购剧价格也都水涨船高。“如今买一部剧动辄上千万元，卫视肯定会愈发谨慎，其获得安全保障的心理也会愈发强烈。购买依据是什么？当然也看剧本，但剧本本身的同质化也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这个人演和那个人演没什么区别，一线演员的重要性就会更加凸显。加上演员红不红比剧本好不好更容易判断，即便买错了剧，也是一张过硬的‘免死牌’。”
导演去哪儿了？
“预算和周期在那儿压着，导演与演员沟通的成本实在太高，导演只能是妥协”
一线演员抢手，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是，在拍摄现场，作为“掌舵者”的导演上哪儿去了？他们为何任由演员私改剧本？对此，导演齐星直言不讳地说，对于拍摄现场的“失联”，导演们难辞其咎，“他们是编剧和演员的纽带啊！”
在齐星看来，剧本交了过来，能不能过关，台词是好是坏，导演事先就要有判断。他并不认为编剧一定要跟组，“剧本没问题，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现场出现个别问题，导演要自己解决。好的导演应该有能力再创作，毕竟你不是在拍连环画呀！”
齐星认为，如果剧本台词写得好，就要说服演员照着剧本走；一旦涉及到演员改剧本，导演更是要“把好关”。他描绘起自己把控现场的情形：布好灯光，架好摄影机，演员开始走位，先把台词说一遍，他会在一旁听着。如果剧本被修改，他当时就会过问，场记也会记下来，以便于后续剪辑。对于现代戏，齐星通常会允许演员对台词作一些口语化处理，演员冒出的出彩想法，他也会照单全收，“但一些关键性话语，我一定会要求演员照着剧本说下来，否则骨架就乱了。”
汪海林也希望导演更好发挥把关、润滑作用，但他注意到，有些导演资历不够，很容易就被大牌演员架空，而更多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则是另有隐情。汪海林回忆，他一度接到导演从现场打来的电话：“他说有一段戏演员不想演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想演，他说她以为自己是腕儿呗。我又问那你什么意思呢？他说要不就不演了，画外音我再配吧，要不然耽误时间。”汪海林爆料说，很多时候导演没有坚持，其实是害怕影响进度。
他作了一番对比：十多年前，制作公司的通告表上，一天只要求拍三五页剧本；而今导演每天都得拍八页到十五页。演员片酬与各种花销加起来，一个剧组一天的开销动辄几十万元，耽误不起。“预算和周期在那儿压着，演员也非常清楚这些，所以他拿你拿得非常准。”汪海林认为，由于沟通的成本实在太高，导演只能是妥协。
这让余飞联想起西方巴别塔的故事：人类为了到达天堂，联合起来兴建了巴别塔。为阻止这一计划实现，上帝让人类说起了不同语言，使之不能沟通，计划终于告吹。余飞说，时下的国产剧创作，就存在一种“巴别塔”式的阻隔，几乎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却依然难以改变。
对此，《甄嬛传》制片人敦淇有一番他的经验。“拍戏本就是一个赶进度的过程，现场突然停下来聊剧本，这是非常不科学的。”他建议，导演就剧本问题与演员沟通，早在开机之前就应进行。他举例说，《甄嬛传》开拍前，他们一度担心孙俪驾驭不了甄嬛回宫后腹黑的状态，正是通过好几轮接触，才增强了彼此的信心。另外，开机之前，他们还会邀请演员提前进组，或体验生活，或朗读剧本，“若没有提前沟通，拍摄时遇到困难，就会平添出很多问题。”
业界声音
机构分散导致恶性竞争
受访者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造成国产剧创作“失联”的根源在于，目前制作机构多达三千多家，对业界专业人才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从而导致竞争过于激烈，稍微好一点儿的资源一堆人抢。结果大家都来不及精雕细刻，不得不急就章，短平快。这就好比是一堆人饿着肚子要吃饭，掌勺的人怎么可能做专业？先满足大家吃就不错了。这样就永远不知道哪个人能把饭做得更好，或者做得好的人最后也做不好了。
“失联”现象的产生，还因为国产剧每个生产环节都没有高度专业化，最后变成谁稀缺谁就更有话语权。在美韩等国，一线明星也会有很大的话语权，但一般不会走向失控或恶性，就因为其专业化程度足够高，各个环节分工相对清晰，彼此间有很好的信任机制。
不过，近年来华策、华谊等制作公司纷纷上市，跨界资本纷纷涌入，在电视剧制作市场上演了一波又一波大鱼吃小鱼和强强联合的并购浪潮。随着电视剧行业集中度日渐提高，制作公司对行业的控制力也会逐渐加强，这样一来，恶性竞争、创作“失联”等情况，将得以缓解。
解码韩剧
95%以上剧本
拍摄时不会改
车荣会曾任韩国SBS电视台驻中国首席代表，现为上海金禾影视公司CEO，负责联手中韩团队合作拍戏。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问：中国有种说法，说你们常常拿几页纸就拍戏，有这种情况吗？
答：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同样是确定完剧本以后才开拍。只是韩剧是边拍边播的体系，所以偶尔会有在作品后半段创作剧本的情况。
问：韩国艺人会因剧本不好而擅自改戏吗？
答：好不好谁说了算？演员吗？在韩国，这由制作公司和电视台说了算。制作公司请编剧写完故事大纲，就会跟电视台的专家谈，征求其意见，双方同意后再让编剧继续创作。由于是边拍边播，编剧在后期也会听听观众反馈和内部意见，但剧本早就定好了，拍摄过程中95%以上的内容都不会改。
问：在韩国，艺人和编剧会发生纠纷吗？
答：韩剧各个环节分工很明确，他们一般不会发生矛盾。艺人同意参与，就表明他接纳剧本，拍戏时就会严格照此执行。他或许也会在拍戏前提点意见，但听不听取决于编剧。总之，我们每个人都集中在自己的角色里，互相尊重，不会越位。
问：你们拍戏的过程会不会也比较着急？
答：韩剧(以迷你电视剧20集为例)的拍摄周期通常需要4至6个月。剧本也是用A4纸做成本子，但没有指定一天要拍的量，难度高的话拍摄量就少一些，难度低的话则反之。我们在播出之前会先拍四到六集，边播边拍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点着急，但总体还好。
问：这么长时间，你们怎样协调演员档期？
答：我们也会出现演员档期延迟以及很匆忙就进入拍摄的时候。但大部分情况，都已事先确定好主演的档期日程，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剧本及练习。
问：在韩国，制作机构对编、导、演的竞争激烈吗？
答：韩剧70%是外部制作公司制作，30%由电视台自制。我们有影响力的制作公司约有三十多家。电视台包括KBS、SBS、MBC三大无线台和十多个有线台，播剧、拍戏主要还是无线台。每个制作公司通常会提前跟电视台谈，谈完才投拍。电视台是否购剧，首先就会看编剧。韩国A级编剧大约有十多个。资源的争抢上也会有竞争，但可能不像中国这么激烈。
人物故事
剪辑师余安俊：为电视剧“治病”的人
在编剧们和宋丹丹吵得最凶的时候，来自台湾的剪辑师余安俊已经连着熬了好几周的夜。清明节，他原本是要回家的，但还是被“插播”的片子搅黄了。“妈，我真的回不去了！”他就这样一口回绝了海峡那边母亲的期待。“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给我爸爸扫墓了。”余安俊说。
他的“被逗留”，并不是因为技不娴熟。在电视圈，余安俊被很多人视为能让电视剧“起死回生”的人。今年2月，他刚帮某一线卫视“治”好了一部片子。上个月，又有4部戏接连堆进了他的剪辑“诊所”。“现在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砰’一下紧张起来。”余安俊说，这些片子里，他要治的“病”实在太多。
不少演员顾及自身形象，拍戏时习惯于把反派美化，这无疑会使全剧的戏剧张力大打折扣。为此，余安俊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他会从大量素材里，精选出演员愤怒、阴沉的画面，来一段蒙太奇，然后再就着嘴型重新配音，用他的术语，叫“掰形象”。
有时候现场拍摄仓促，留下的纰漏则需要他“掰剧情”。数月前的一部片子里，黑社会老大让手下把女儿送到机场，紧接着去KTV密谋非法交易。而就在密谋现场，这位送人的手下竟再度出现。同一个演员“捅”到了两个连续发生的现场，怎么办？屁股连着椅子，两个多钟头过去了，余安俊终于想出了招儿。他在两场戏中间打了个“隔断”，将第三场戏挪入其中：警察追到KTV，发现卧底留下的线索，而移到后头的密谋戏，则被改换成警察脑海的“现场回忆”。就这样，他用倒叙的方式解决了穿帮的问题。
“病入膏肓”的片子就有些费事儿了。余安俊手头正剪辑一部60集的现代戏。早在剧本阶段，它就“浑身是病”。这是一个老调重弹的故事：30年前阴差阳错抱错孩子，铸成30年后伦理与情感的纠结。剧中主配角加在一起，先后7次“被进医院”，以至于一部60集的情感剧，愣是抻出了二十多集的医院戏份。
余安俊说，医院永远是白色的场景，拍戏的人并不喜欢。编剧反复呈现的住院疗养、扯皮推诿、责任追究，这些明显属于冲突过后拖戏的内容。他苦笑说，与那些下一场戏开始后先回忆上一场戏的方式比，这种搪塞字数的方式已经算“巧妙”的了。如何解决这些反复拖沓的内容，成了余安俊眼下的棘手问题。
对于互相指责的编剧和演员，余安俊有很多想要骂娘的话咽在了肚子里。他说，剪辑师原本也有自己的追求，但“替人擦屁股”的工作，却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余安俊说，每每遇到制片方，他都会谆谆相劝：“如果开拍之前发现剧本有问题，开拍之后才修改，这套剧本就成了‘残疾人物’；如果拍摄之中仍然不去修改剧本的问题，杀青之后，这套剧本就只有等着‘出殡’了！”但很少有人真正听进去他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