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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谱忠(以下简称胡):您一直从事小说创作,近几年开始介入电影编剧。您所创作的小说可以归属于少数民族文学,汉语里简称“民族文学”,而您创作的剧本也可归属于“民族电影”的范畴。这种跨媒介的创作一定给您带来了丰富的体验。2010年根据您的小说《碧洛雪山》改编的电影《碧罗雪山》,在当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引起了很大关注,一举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新人演员奖。您作为原著作者和第一编剧,一定也有不少感想。这次的北京民族电影展上,看到了您担任编剧的影片《阿佤山》,看来您要多方面发展了。我们先从小说《碧洛雪山》开始谈起吧。
存文学(以下简称存):电影《碧罗雪山》是根据我的长篇小说《碧洛雪山》改编而成。2002年,我和我夫人叶多多,她也是作家,一起三进怒江,每次去都呆一个多月。我们云南省怒江州有四个县:兰坪、泸水、福贡、贡山。有些地方是不通公路的,我们一直走到独龙江里面去。从福贡翻过碧罗雪山,就能到怒江的另外一个县叫兰坪。如果绕大弯,大概要多走好几天。我夫人就说翻越碧罗雪山吧。当时衣服都带得很单,又没有任何装备,我们就上路了。从福贡到上帕,头一天晚上跟县里的朋友喝酒喝多了,走在山路上,觉得太阳特别大。在半途看到一个村子起了大火。因为是个星期天,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大多到县城赶集去了,我们第一个给119报警,得到的回复是:那个寨子没有公路,现在过去得几个小时,到了肯定烧得渣都不剩了。看见有一个老百姓在挖地,我说赶快救火去,他一听就往那个村子里面跑。我们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眼巴巴地看着大火在烈日下燃烧。后来得知,这次大火烧了13家人,真的如接到报警的人所说,烧得不留渣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上山途中的村公所住了下来,村长为我们请了一个叫肯碰迪的傈僳族小伙子做向导。上山的第一天晚上,在一个高山湖泊的边上住,我们背靠在一棵百年老树上,以树为墙。那大树,恐怕有四五围粗,我们找来一些干树枝燃起一堆篝火,纵然如此,还是前面烘暖了后面凉。那山脚很恐怖的,晚上抬头一看,天上是一条宽敞明亮的银河带子,因为空气透明度太高了,无数的小星星清晰可见,就像电影《喜马拉雅》里面的场景。这种天气意味着第二天有暴风雪。到了半夜,夜鸟一声声在空旷的山野上叫着,很可怕。我们在充满紧张和不安当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起来一看,前面路上老乡送的几株野生的蝴蝶兰完全冻坏了,脚下边的草,一踩就好像踩在沙粒上,发出飒飒的脆响。这时是零下十多度。我们准备朝山上走的时候,两个匆匆赶路的老百姓,用傈僳话对我们的向导说别去了,碧罗雪山顶已经积雪了。向导就问我们到底走还是不走,我们说走了两天了,都到山脚下的湖泊边了,还能后退?
2002年11月1日中午12点15分,我们到了碧罗雪山的山顶。向导肯碰迪说,朝山神下跪吧,因为他们毕竟是保佑我们的。我们两个就说,好,谢谢你了,山神,你保佑我们上了这个山顶。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
小说《碧洛雪山》完全是一种生命体验得来的东西,这些生长在高山峡谷中的朴实善良的人们的故事,那种原生态的东西,感动了我,中国少数民族保留了人类非常纯真的东西。上了海拔三千多米,鹰就很难飞上去了,所有的鹰,其实是在我们脚下飞的,真是一览众山小。你一步步往上走,山就渐次矮下来。那些力气壮的过路人把一块块指路石摆放在那里。因为路中间有些窟窿,怕你一踩塌下去,如果冰薄就掉下去了。人类的那种团结、友爱、善良真是非常温暖,在路边我们不时可以看到一个小袋子,里面放着米、锅、菜和小豆子,让下一个路人饥饿时可以煮着吃。他们的物质生活很不丰富,粮食产量很低,很贫困,但是人的那种互助精神是永远不断的。
在这种环境中,做一部电影也罢,画一幅画也罢,唱一支歌也罢,其实完全是真的、好的、从心底发生的东西。那是真正的“鬼使神差”,就有你的心灵之鬼、心灵之神在引导着你。创作就是土地的启示。它告诉你这里有部小说,那里有部电影,但是你觉得朦胧、模糊,你慢慢让它变得清晰起来。
胡:小说和电影的名字为何一个叫《碧洛雪山》,一个叫《碧罗雪山》?
存:写小说时,我想都是谐音,都是从傈僳语翻译过来的,我觉得《洛神赋》的“洛”要更有文采一点,小说就叫《碧洛雪山》。拍电影时,很多人坚持电影要用约定俗成的那个“罗”字,到了电影摄制中期,地方政府也说要尊重已有地名,所以电影名就改成《碧罗雪山》了。
胡:作家介入电影是很常见的事,许多著名作家都有“触电”的体会。您觉得作家创作电影剧本有什么优势?
存:作家介入电影,我觉得在题材的敏感性上可能要超过一般编剧。我写小说,在下笔的时候就会想到是否可以做电影,能感受到那种可以呈现为影像的东西,也就是可以从外部反映出来、又从内部透视出来的情节或者细节。
《碧罗雪山》和《阿佤山》两部电影中,我就很注意那种毛茸茸的有张力的感觉及其延伸,像《碧罗雪山》里,“政府的熊吃了我们家的羊”之类的、没有雕琢的泥土语言。2002年,在独龙江,因为政府要保护熊,而羊是私人的,政府不保护,这个话很有意思的,其实掰开来,藏的内容很多。像《阿佤山》里,“树旺人强,树衰人败”,我们祖祖辈辈讲的这个理,就是自然和人的关系,电影通过一个少数民族老人讲出来。
其实一个艺术品的提升,就是在哲学、宗教感方面的提升。对剧情电影而言,这个任务的60%要交给人物对白来完成。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做台词就很刁。我已有三十多年的写作经历了,现在到了对每个句子、每一段情节、每一个细节都负责的时候了。我本身是少数民族,跟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可谓血肉相连、灵魂相通。我有那么多生活经历,把云南的好多沟沟坎坎都走遍了,不管佤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景颇族,我都有一帮好朋友。我们做民族电影,一定要在精神或者文化上唤起一种支撑这个民族、体现这个民族、使它生生不息的东西,并把它加厚,加高,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