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某个创作研讨会上，谈到我的创作时，我说出了两个词：“破碎”和“游离”。这是我对当下文学现状的理解，也是对自己创作思想的总结。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充满“破碎感”的。在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人们每天面对炫目的场景，面对科学技术的加速进步，他们的视野也变得纷繁复杂。一瞬间，我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我们只能面对这种破碎。
我们的个体精神是破碎的。在信息高速发达的时代，我们耳边充斥着喧嚣。这种喧嚣不可阻挡，令我们惶惑而恐惧。我们可以倾听外部世界杂乱而狂响的喧扰，却无法听到自己片刻的心跳。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比之传统社会，更讲求个人独立、个体之间的功能性结合。这种有效率的社会结构，推动社会走向富裕、发达，但是却失去了传统社会里边那种非功利的悠闲与情谊。在现代社会“人情”是可以用利益评估的，但是在传统社会，人情就是人情，其精神的意义大过现实的功利。
因为如此，现代社会里，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变成了“小小的个人的声音”(多丽丝·莱辛语)。这小小的个人的声音，与历史的宏大并不协调，它往往是一种不和谐的声响。这种不和谐，意味着“破碎”。
作为一个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保持一点“小小的个人的声音”，对我来说，最好的境况是“破碎”。破碎状态意味着我不会去在意宏大叙事，意味着我将更关心我们小小个体的存在状态和价值，也意味着我更愿意做一个现代社会里的琐碎写作者。
今天的时代，“全球化”意味着追求物质的繁荣、科技的发展、社会的紧密统一。现代化的生产线上，是不允许走神、不允许步调不一致的，但是，文学从来都不可能做到与现实或者所谓时代配合完全默契。相反，文学是站在人文精神的立场，尽到拷问时代和纠偏现实的责任——因此，“游离”是文学在现代社会必然的命运，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文学不能充当技术和金钱的仆佣，而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在我的心目中，我更愿意做一个古典时代的游吟诗人，他们抱着自己的琴，走遍大地，走过一个吹风的早晨，走过一片覆盖白霜的原野。
话语垄断必然令更多的作家游离于主流之外，这些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作家会像那些走在大地上的游吟诗人一样，发出他们小小的个人的声音，这种声音可能是非主流的，也可能是不和谐的，但这种小小的个人的声音，正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保留的，是文学最正常的形态，也是文学对现实的历史性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