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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走了,我心中很悲痛。
前些天电话他,说感冒了,去医院打点滴。我说我第二天过去看看,他说还是暖和点吧,那时候他的声音还是洪亮的。
没想到,冬天没有过得去。
第一次见到傅先生,是在成都开科幻大会。他跟董乐山教授坐在最后面,不给办会的《科幻世界》杂志添麻烦。两个人都是大家,都那么低调,给我印象很深。
后来就不断到他家里去探访。四根柏胡同,小院子,安谧,寂静,充满了文化氛围。人多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人少的时候,就我们两个。我们聊外面的事情,聊文学的事情,聊科幻的事情。听他讲话就像在听时间讲话,听大树的根讲话。
傅先生是个骨子里乐观的人,讲什么都那么快乐。他受的苦不算少,但他面对什么都乐着。80多岁的时候,还乐呵呵地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去玩,或者,到印度偏远的地方去看。住的地方特别差,他不在乎,照了许多照片,自己裱起来,特别专业。
之后,傅先生更是把玩当成第一要务。他的玩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态度。他有节操,有坚守,有自己的世界观。他开始收集硬币,而且是殖民地诸多小国的硬币。从对这些硬币的收集、研读中,他获得了许多全新的世界模式构想,自己好高兴。
他说想写点东西。
我当时认识一个《中国专利报》的好友小敏,是个年轻的科普作家,把她介绍给傅先生。本来以为傅先生会觉得这个报太小,不会给他们写副刊文章。但傅先生二话没说,当场应承下来,连续写了好几篇。
我给傅先生带去过一些科幻作品,是他自己要看的。他原来翻译过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温代姆的《呆滞的火星人》、库特·冯内古特的大量科幻作品等。我一直想给他出本科幻译文集,但终究因为版权的事太复杂没有完成。我一直非常纠结此事,但每每去他那里,他还安慰我说没事。他甚至把所有新书都送给我,没新书的时候,就把旧文复印了给我。
傅先生离开了,我太太从澳大利亚给他带回的一个原住民的工艺品也无法送达了。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最懂原住民生活的人就是傅先生。他去过太多太多原住民的世界。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原住民。
有一次我们两个聊起都认识的朋友巫教授的书《一滴泪》,我说您也应该写一本。他笑着说:“咳,哪个知识分子没有一些个故事?”言外之意,那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他是珍惜生命的人,他的一生都在看、听、走、想、笑。
翻译、写作、教书他都做过,都做得极好,但他不是为这些来到我们这里的。
他是来快乐的。他快乐地来,快乐地离开。这样,他的笑就永恒地留在我们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