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灵：在脚下土地找到创作的自信

　　云南布依族作家潘灵多年来在小说的园地上执著耕耘，写出了《血恋》《翡暖翠寒》《泥太阳》等多部小说。从一名编辑到一名作家，从写市场化小说到写严肃文学作品，潘灵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尝试”、“转变”，但有一个信念在他心中始终不变：通过不断书写，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

　　记   者：您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血恋》《红风筝》市场反响很好，后来为什么没有沿着这一路子继续写？

　　潘   灵：《血恋》当时卖了12万册，《红风筝》也卖了好几万册。我觉得那会儿读书的氛围要比现在浓厚得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我当时被生活压力所迫，是瞄准市场来写这两本书的。我是一名编辑，经常跑各地的书市、书店，清楚地知道读者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作品。比如《血恋》写的是青年问题、艾滋病问题，大家都很关注，自然会买。但是，连续写了四五部这样的作品之后，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离“纯文学圈”越来越远了。1997年后，我开始转向写严肃文学作品，我要写那些被圈内专业人士认可的作品。

　　记   者：转向“纯文学”创作，过程顺利吗？

　　潘   灵：只能慢慢摸索吧。1999年，《十月》杂志策划了一个“小说新干线”栏目，第4期推出了我的中篇小说《天麻》。作品写一个被包养的女孩，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钢琴手，两人一起接触了希望工程，进而发现了生活的美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当时作品引起了一些争鸣，后来我陆续发表了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因此成为云南省的第一批签约作家。2002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参加首届高研班的学习，同班同学很多都是知名作家，来讲课的也都是知名专家学者，视野上有了很大的提升。随后就写了《一只叫伤心的猫》和《爱到未来》两篇中篇小说，谈的都是情感的问题，也引起一定的反响。通过这些，我基本实现了从一个编辑到一个作家的角色转变。当时，省里安排我到保山市挂职，任宣传部副部长。这为我寻找写作素材和灵感提供了便利。

　　记   者：通过挂职，您了解到了什么，对您的创作带来什么改变？

　　潘   灵：到了保山之后，当地的翡翠文化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就写了长篇小说《翡暖翠寒》，后来被改编为电视剧《翡翠凤凰》。挂职期间，各地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我当时觉得，农村的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困，于是就写了长篇小说《泥太阳》，表达我对新农村建设的思考。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后来，云南省委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部反映“80后”青年的长篇小说。小说的销量还可以，但是圈内人却极少关注，我自己也很苦恼。后来一些评论家告诉我，我写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品更好。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有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得会更动情一些。于是，我就开始回到农村“再体验”。去年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写的是农村空心化的问题，反响不错。

　　记   者：虽然都是写农村，《一个人和村庄》的笔调和《泥太阳》完全不一样。

　　潘   灵：在《泥太阳》中，我采取的是一种“轻喜剧”的写法，很多人物的命运在先进文化的指引下得以自救。在其中，我也对陈旧的封建观念和落后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主要是针对村干部坐享其成、首鼠两端、不思进取的工作态度。对农村和农民的命运，我更乐意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对待。但在《一个人和村庄》中，包伍明，一位留守农村的孤寡老人，用离开乡村的一个个人的名字为自己所牧养的羊命名，并不停地与它们对话。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为了让丫口村的春节有点“年味”，包伍明为他的羊群办了一场春节联欢晚会。他一个人身兼主持、演员和观众，插科打诨，调动气氛，吹拉弹唱，将一个人的狂欢推向了高潮。这是很悲壮的写法。这两个作品的笔调确实有很大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农村的看法前后有多么大的转变。实际上，我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城镇一体化、新农村建设，这都很好，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家园的美好，让农民能够留得住乡愁。

　　记   者：写过那么多题材，最终回归到了乡土，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潘   灵：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作为作家，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起来，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象牙塔”，生活比想象更精彩。特别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回到本民族的源头去，在那里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实现创作的突破。我开始创作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自卑的心态，去抬头仰望外省的作家都在写些什么。但是，我现在更希望自己能够低下头来，关注自己脚下的土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领地。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叫做《风生水起》。在作品中，我写云南乌蒙山地区一个家族几代人为了革命和建设、摆脱贫困状态而付出的努力，我试图为家乡人民的奋斗史树碑立传。

　　记   者：从“市场化小说”写起，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什么持续的影响？

　　潘   灵：就是学会把读者喜欢的文学趣味和自己的纯文学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小说，首先要把故事讲好，写出跌宕起伏的情节。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去谈文学性、思想性。一个好的小说家，你不能说，“我的小说写得很好，但是我的故事不行”，这是不对的。这就像一个作曲家说，“我的歌曲很好，但是我的旋律不行”。我觉得现在文学萎缩的一个原因，是作家没有照顾到读者的阅读口味。我的这个观点可能有些偏颇，但这与我从小接受的文学教育有关。小时候，父亲经常奖励我一些零花钱到镇里买小说和连环画。我看的都是古代的一些话本小说，情节性非常强。而阅读连环画，也导致我后来写小说都非常强调画面感。

　　记   者：这跟您的小说后来被改编为影视剧应该有一定的联系。您在写小说的时候，会想着怎样写才容易被改编为影视剧吗？

　　潘   灵：这些年，我的长篇小说《翡暖翠寒》《泥太阳》和中篇小说《天麻》《爱到未来》的影视改编权都被买走了。但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影视改编的问题。小说家关键是要把小说写好，能不能改编成影视剧要随缘。如果为了改编而硬往影视上靠，可能会导致小说没有写好，也没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所以，我不会为影视剧而去写我的小说。在我的心中，这些都是附属品。我只看重我的小说创作，我只想做一个小说家。当然，小说写出来之后，有人愿意拿去改编，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到目前为止，除了《翡暖翠寒》，其他小说都还没真正拍出来，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编剧。他们就建议我自己操刀，但我拒绝了。我害怕一旦参与编剧，写小说的手艺就变糙了。我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一直抱有更大的梦想——我可以写出更好的小说，我更愿意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非编剧。

　　记   者：您是从一个编辑转型为一个作家的。现在也有很多的青年人跟您一样，一边当编辑一边写作，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潘   灵：作为一个编辑，你接触的作家和编辑比较多，容易成为圈内的熟悉面孔。这样，你发表作品就比较容易。但是不要利用熟人把大量差的作品发出去，这会把自己的短处暴露出来，影响自己的作家形象。另外，当编辑的作家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眼高手低。看别人的作品，怎么看都不满意，自己写起来，却不见得有多好。因此，要真正沉下心来，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素材，让自己的作品“接地气”、有价值。这样的作品发出来，才有可能产生比较好的反响。

　　记   者：这些年，云南青年作家成长速度很快。您主编的《边疆文学》在扶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潘   灵：云南文学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快的发展，得益于各级领导的重视，营造了非常良好的文学氛围。云南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在小说方面，相对比较弱势。这些年，我们有很多的作家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也有多位作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还没有人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我们应该找到不足，积极前进。另外，云南有20多个少数民族，出现了许多的青年作家。《边疆文学》尽量为他们提供足够广阔的展示平台，让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无论是栏目的设置、笔会的举办，还是文学奖的评选，杂志社都非常关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让他们尽快冒出来。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作家的崛起，云南文学的未来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