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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中国梦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其实现离不开社会基层的配合和积极参与，离不开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坚定有效的国家治理。脱离这三者，中国梦就难以体现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容易变成舆论上漂浮的理念。今天我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谈，是出于自己的焦虑，也是出于自己的希望——希望我们的文学界以中国梦为纲，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深深植入“共同体”的意识。
一百一十年前，梁启超撰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谈国家治理之难。他写道：“中国人缺于自治之力，事事待治于人。治之者而善也，则大纲初举，终不能百废俱兴也。治之者而不善，则任其弛堕毁败，束手而无可如何。然中国治人者能力之程度，去待治者不能以寸也，故一群之内，错乱而绝无规则，凡桥梁河道墟市道路以至一切群内之事，皆极其纷杂芜乱，如散沙，如乱丝，如失律败军，如泥中斗兽，从无一人奋起而整理之，一府如是，一县如是，一乡一族亦罔不如是。”按照他的分析，晚清社会之所以“凌乱无法”，国民之所以“放荡无纪”，不外四个原因：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梁启超发问：四万万人有高尚德操，联合起来形成国家的完粹品格，“群治”何难之有？
梁启超也曾写小说、翻译小说，也曾进入民初政界，企图像王安石那样移风俗、立法度。他的个人能力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无法施展，于是他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完全失望，转而投入他认为更适合于他的教育和学术。
伟大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令梁启超痛心的举国失治的惨景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以为梁启超的“新民”观和上面那段引文还是有其警示意义的。当今，由于社会基层缺少共同体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责任感和服从规则的习惯，为私利不择手段，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运载水果的卡车在公路上倾覆，路边居民一哄而上，不是伸出援助之手，而是“不捡白不捡”；村民免费使用地下水，任意浪费，一旦收费，就让水龙头滴水，恨不得水表不走；农贸市场(即“墟市”)的商贩为了货物的“品相”，屡屡使用违禁化学品。这样的事例不涉及命案，算不上极端，然而其性质同样是非常令人不安的：陌生人的利益与我无关；“社会”看不见，摸不着，为什么要我来负责？与这些现象相联系的是主城区之外的“凌乱无法”。走出北京的四五环，“纷杂芜乱”几乎触目皆是(尤其是朝阳区双桥中路)，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的百姓依然“事事待治于人”！我们看不见乡、区、市政府的治理之手，只感受到基层的麻木，那是组织机构的麻木和普通人心灵的麻木。清明前后，我在住处周围看到很多纸灰堆，十字路口较集中，有的还是在绿化地带，像草坪上一个个疥疮。我相信，那些纸灰燃烧之前是“天地银行”发行的“路路通”冥钱，数额都是以亿计的。在这些由玉皇大帝和阎罗共同签字盖章的纸币上，寄托了基层民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祭奠者不会想到收拾纸灰(比如说装到塑料袋子里，再扔入垃圾箱)，他们走了，正如年三十在公共空间燃放鞭炮的人往往留下一地狼藉，回家看电视春晚。脏乱差的局部小环境是对中国梦的恶意嘲弄，即使不多，我们看在眼中，也应痛在心上。
在古代，中国人的社会意识是发育不全的。“社”是指土神，“社会”则是指春秋两季的社日祭祀土神的赛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释义“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很新的观念，一直到晚清才开始使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基层，“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意识却有点单薄，这不能不说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近年中央媒体宣传的洪战辉等人的事迹，都是以个人独自承担照顾家中的老弱病残成员为特点。这些模范人物面对的困难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孤零零地应对，可见社会组织和国家还不能为这些困难家庭提供帮助或福利保障。我国自古以来以孝治天下，过分强化家庭的作用，强大的社会共同体意识反而无由产生。其实，没有社会共同体的大家，小家也无法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
如果作家热衷于书写丑恶(包括官场腐败)，书写一己的小算盘、小聪明，使得读者也潜移默化，视之为生存之道(“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容易沦落为一个一大批互不关属的、游离的单子的集合体，那些单子有着坚硬的自我，互相碰撞、倾轧，无法协调合作，形成“群力”。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就是这种可悲状况的体现。以便宜吃亏来看待生活，就容易对社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戒备和敌意，而这敌意对共同体来说可以是致命的：人们以为自己身处的社会不值得信任，防人之心不敢稍稍松懈，甚至必须先发制人。由这种感觉导致的普遍的猜忌和冷漠就会不断侵蚀社会机体，败坏公共道德，削弱命运共同体意识。把一个千百年来形成的猜疑社会改造成信任社会，其意义不亚于上一世纪的伟大革命。没有一个创造凝聚力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目标就不可能达到。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很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公平正义意识和规则意识加强了，行为正在变得文明，义工在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慈善事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尊敬，对陌生人的同情和爱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新出现的势头还有待作家来发现，并且用敏感的心灵、成熟的笔法来呈现。中国梦的魅力应该体现在这些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具体的中国故事之中。
我们一度相信，不近人情的冷漠和反社会的自私行为全都是社会造成的，彻底改造这个社会，一切问题将自动烟消云散(“根本解决”)。把一切罪过归咎于社会，那就否定了个人的责任。然而，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治理的切实步骤，个人的修养还是非常苍白的。行之以渐的教育、唤醒良知的文学与言必行、行必果的国家治理交相为用，共同体观念才会在社会基层扎下根来。
一旦有了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命运共同体观念，中国梦就不再是悬浮在空中的宏大叙事，它就会体现于无数叫不出名字的细小事例之中，体现于习惯成自然的举手投足，体现于城里城外一个个社区的整洁和秩序。相信会有一天，我们不管来到国内的什么地方，心里都有安全感，对陌生人也微微一笑，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是家，是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