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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电影大有可为

//m.zimplifyit.com 2014年04月25日11:31 来源:中国民族报 胡谱忠

  筚路蓝缕,北京民族电影展五年成大业

  当五年前北京市民委主办北京民族电影展时,大概谁也没有想到民族电影的规模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北京市民委及其下属的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工作团队顺应时势、筚路蓝缕,以严谨和务实的工作态度,使北京民族电影展从无到有,孕育成长,终于成为弘扬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阵地,北京民族电影展也终于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影响力。在当下中国的各类影展中,唯北京民族电影展在政府、社会各界的口碑里,出现了罕见的“零差评”。

  北京民族电影展是随着民族工作新形势下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应运而生的。2004年之后,随着民营资本进入制片业,越来越多的青年导演进入电影创作领域。其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时成为国内外各种影展的常客。这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艺术传统有关,也与全球化背景中变动的中国借助原生态文化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在2004年之后有过一个小小的井喷。

  北京民族电影展的放映现场可谓盛况空前。观众看到如此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喜出望外,并深深陶醉于影片浓郁的民族文化情怀中。这一批凝聚着艺术家心血的创作在逐渐壮大的商业院线内几乎不见踪影,民族电影展为这些喜爱民族题材电影的观众们提供了一次文化盛宴。

  而北京民族电影展自举办以来,更重要的文化功效是集结了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和批评力量,使少数民族文化命题借助电影进行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传播。民族电影展在举办之初就大力进行电影文化沙龙、民族电影高端论坛、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剧本遴选、少数民族影片社区放映等文化活动,推动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事业的发展。

  在五届北京民族电影展期间,一些重要的关于民族电影的议题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母语电影”就是其中的一个,2011年还专门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展。这一概念极大地提升了民族电影在当代中国的创作理念,突出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保护多民族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一段时间内,少数民族母语对白成为民族电影普遍的特征。在随后的民族电影展上,又推出了“新文化电影”概念,用以突出那些区别于商业电影的民族文化类题材电影的文化特征。民族电影展在议题设置上的锐意进取,充分体现了这一新生事物旺盛的创造力。

  而每年的展映电影中总会出现令人难忘的作品。以今年的展映影片为例,表现民族文化遗产的影片仍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德吉德》以一个寓言般的故事叙述了作者心目中蒙古族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坚守和无奈。《诺日吉玛》也以一个寓言的结构,在反战的主题下,勾勒出蒙古族博大的文化精神。应当说,这两部电影显示出民族电影展所倡导的文化遗产类影片的艺术气质。

  这次民族电影展还有一部藏族题材电影《德吉的诉讼》很值得称道。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当代拉萨的道德故事,展现了拉萨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其中,最有突破性之处是影片展示了民族地区的现代社会生活。女主人公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业余生活还是乐队鼓手,日常语言在藏语和汉语之间自由转换。这样的故事与那种常见的关于藏族的天高地远的民族文化特征大异其趣,尤其在大众文化层面,不经意间打破了一个封闭神秘的西藏神话。

  而民族电影展更重要的变化仍旧是它的身份转型。从上届开始,民族电影展已将议题设置扩展到民族电影的创作、投资、发行领域。如果说以往民族电影展主要是推广民族电影的文化观念,采取的方式是锻造民族电影的核心理念,那么,这次的议题无疑更加务实,更加大胆。主办方认识到,民族电影的价值传播还得以创作实绩为前提,并融入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去。而在商业化的电影体制中,任何电影都难以逃脱投资、发行等环节。

  北京民族电影展理应在这些环节上为民族电影的发展积聚人气、统合资源。北京民族电影展的身份转型在北京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他不仅要履行作为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的各类公务,而且要将大量精力,包括业余时间放在民族电影各类项目的投资洽谈、项目策划、国内外交流,甚至电影产业规则的研究之上。几年下来,牛颂已经成为一个电影投资、发行、政策等方面的行家。2014年北京民族电影展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统筹下,开始了对不同种类电影项目的扶持。其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电影的开发和筹划。

  顶层设计: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

  2013年10月13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在京正式启动。这是政府层面对少数民族电影又一次大规模的支持。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是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家协会批准立项的重要文化项目。该工程以弘扬民族文化、繁荣电影事业、促进团结进步为主题,旨在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拍摄至少一部电影。从北京民族电影展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民族电影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顶层设计”开始浮出水面。

  实际上,在中国电影的计划经济年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少数民族电影也都是国家工程。当时的中国电影人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工程中,成果斐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少数民族电影经典作品。但自从中国电影从行政导向向市场导向过渡之后,商业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主要存在形式。电影市场化改革之后,商业体制下的民族题材电影一方面赢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另一方面也迎来了来自市场的冷暴力。多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能上院线,即便有一些能够进入商业院线,也只是以主旋律电影的身份服务于国家庆典的特殊个例,在商业院线多是“一日游”。这类电影几乎不可能收回成本。

  商业电影已经蔚为大观、电影的商品属性已经被确立并强有力地改变中国电影的文化结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政策出台,强化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特殊性”。电影管理部门在社会文化转型后的历史阶段,欲重启国家对某一类电影的政策性扶持,是对电影“唯商业论”的修正,是中国电影的创新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对少数民族电影这一特殊电影类型的进取心态,没有让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淹没在商业电影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将实施对三种少数民族电影的关注。第一类是公益性的。国家民委正在成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基金”,电影频道也在考虑设立一个“少数民族序列”,诸如此类的国家政策性扶持有五六项之多。这类电影中,关注文化遗产的小成本电影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尤其是22个目前尚没有影像作品的少数民族的电影项目,在这一系列扶持政策中,受支持的力度更大。

  第二类是升级板块。以国内市场为主,以上院线为目标。电影体制改革后还鲜有这类以商业电影的制作和发行方式进入院线的民族题材电影。目前,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执导、并由著名导演陆川担任监制的《传说》已被列为重点项目。这部投资1亿元以上,风格绮丽的电影,将使擅长拍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文艺片导演完成一次华丽转身。为适应院线放映的商业电影体制,导演这次启用了青年编剧团队,主创阵容也是跨文化班底。同类的题材还有哈尼族音乐题材影片《八声部》、3D版的《楼兰》等。

  第三类是国际板块。目前,已在北京立项的项目是《成吉思汗宝藏》。这部具有国际视野的民族题材电影将采用中外合拍的制作和发行模式,是一部彻底的市场导向的电影。来源于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总量,在国内电影中将名列前茅。由于题材的优越性,目前影片已经吸引了来自美、日、加等多方面的合作方。这个项目将彻底超越原来民族题材电影的制作和发行方式,其超前性和产业引领作用,在中国电影界将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事件。

  中国民族电影的“顶层设计”顺应了电影产业化的总方向,同时,以大政策和大市场为依托,以崛起背景中传播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目标,为正在探索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开辟了新天地。这是一个群雄并起、勇于开拓的时代,属于民族电影的时辰已经来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识之士将抓住机遇,为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甚至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开辟出新的可能性。

  为此,民族电影将不再拘泥于前期民族电影展影片无形中被赋予的“刻板印象”。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电影版图上,民族电影不再甘为边缘,它也要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参与者,甚至是规则的制定者,也要成为中国崛起的见证。在商业电影体制内,一方面利用大众传媒的特点传播多民族观念,构建多民族国家认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组织者而言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也许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作为文化实践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民族电影将扩展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电影业将成为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商业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元素、民族题材商业电影,都是值得期待的文化创意。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时辰到了!民族题材电影也要有商业大片

  2014年初,冬日的北国寒风凛冽。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一行应中国著名导演麦丽丝的邀请,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奥利弗·斯通为何来到中国?原来,一个宏大的计划正在酝酿,一部名为《成吉思汗宝藏》的电影项目正在洽谈之中。

  威廉·奥利弗·斯通(William Oliver Stone),美国电影导演和编剧,同时还是一名演员。其电影多是政治或战争题材,其中《野战排》、《刺杀肯尼迪》、《天生杀人狂》、《华尔街》等都是公认的佳作。他导演的电影曾多次获得电影奥斯卡奖。

  这次来到中国,来到成吉思汗的故乡,唤起了奥利弗·斯通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进一步思考,他睁大眼睛感受着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而中国电影近几年跨越式的数量增长激发了中国导演市场破冰的远大抱负,却又苦于缺乏世界电影最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因缘际会,中美双方共同的愿景成就了这次奥利弗·斯通的中国之行。

  奥利弗·斯通的到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为国际化的市场闯关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关口,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给予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许多政策优惠。民族题材电影的导演不甘游离于如火如荼的商业电影市场之外,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他们与时俱进,抓住机会,力图在更大的平台上展示民族的灿烂文化和自己的创造力。

  中国的民族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具有很可观的文化价值,其中甚至不乏世界性的题材,成吉思汗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人说这位马背上的一代天骄,开创了13世纪的全球化,最早使得亚欧大陆浑然一体,从此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想象。当代中国似乎又面临着一个千年大变局,成吉思汗的传说在这个时代具有别样的文化内涵。

  可以说,中美双方的相互需要和相互想象,使他们汇聚到成吉思汗的故乡。中方对题材、文化方面的自信产生了“做大做强”的愿望,而中国故事和中国题材让钟情于中国文化的美国导演来到了中国,成就了这历史性的汇聚。

  1月22日,麦丽丝、奥利弗·斯通以及各自的团队,连同来自国家民委、广电总局的领导、电影投资团队等,一起来到呼和浩特市郊外的哈素海景区。未来这里计划建成以“成吉思汗宝藏”命名的主题公园。中美电影的制作者们在这里畅想着目前中国电影里仍罕见的后产品开发问题。 

  1月23日,全部人马又赶到鄂尔多斯,拜谒成吉思汗陵。正逢成陵一年一度的祭火仪式,达尔扈特守陵人的子孙们身着盛装,在陵前跪下,祈望未来和平与幸福。麦丽丝与奥利弗·斯通来到此处,不仅为了感受蒙古族古老的文化,而且还将为影片选景,为影片除主题公园之外的后续产品开发进行考察。关于成吉思汗宝藏的种种神秘传说,完全可以支撑像《哈利波特》一样的系列电影,相关游戏和动漫产业也在讨论之列。而成陵周边的各种旅游项目也都可以整合进入到电影的后续产品开发中去。

  奥利弗·斯通在《成吉思汗宝藏》项目里将担任影片的监制。如果算上将来的多方位的后续产品开发,该项目总投资将在已有的中国电影中屈指可数。

  应当说,《成吉思汗宝藏》不啻为中国的民族题材电影的产业化升级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式的启蒙。中外电影导演、政府官员、电影投资人、学者等济济一堂,共同畅想了《成吉思汗宝藏》项目为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带来的可能性。如果所有的预想都基本实现,这部电影的诞生必将改变中国电影的格局,激励中国电影人,尤其是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者、管理者、投资人,并最终改变中国民族电影的格局。历史仿佛在不经意间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的民族题材电影大踏步地沿着产业化的路径前行,而中国在新世纪有望提升的文化软实力也自然蕴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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