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公司、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电视台联合制作，高满堂编剧，安建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大河儿女》，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段历史为背景，以中原儿女自强不息、顽强奋斗、抵御外来侵略的事迹为主线，讲述了贺、叶两大钧瓷世家的命运沉浮，颂扬了中原人民的大仁大义、大情大爱。该剧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得到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日前在京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该剧从多个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也为当下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借鉴。
高满堂的“中国风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分析，从《闯关东》开始，高满堂的作品就在发掘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个传统——不屈不挠、争当第一，这是撑起整个民族的脊梁，可谓“中国风骨”。《大河儿女》中叶家和贺家的男性主人公代表了两类中国人：一类精打细算、会过日子，另一类更多行侠仗义之气。在遇到大是大非时，这两类人同样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是儒家文化在人物身上理想化的表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王丹彦认为，《大河儿女》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体现出优秀电视剧的特点：有追求、有诗意、有突破、有功力。“四有”之作是我们的荧屏真正需要的。
家族叙事的传奇色彩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陈芳谈到了剧作结构之于作品的意义。“《大河儿女》的外在结构并不复杂，讲述了黄河岸边风铃寨的钧瓷手艺人展开的明争暗斗以及两家儿女之间缠绵纠葛的爱情故事，但是内在结果却是用义、理、情、技串联起来的，这种手法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很有新意，具有一种文化寻根的意义。”
尹鸿认为这部剧强化了“传奇”的艺术传统，是高满堂对中国传统戏剧优秀经验的一个总结，“龙凤盘作为戏核贯穿始终，两个家庭父一代和子女一代的冲突，都是戏剧性核心的构成部分，保证了叙事的强度和节奏感”。《当代电视》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主任张德祥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都注意到了这部剧的传奇色彩。张德祥认为，通过讲述一个关于钧瓷、关于家园、关于民族、关于人类崇高精神的传奇，《大河儿女》实现了家国故事的同构。而曾庆瑞则把传奇色彩的形成，归结为对夺宝和护宝故事母题的运用，“创作者把这样一个传奇和家族叙事叠加在一起，成就了故事的‘好看’”。
鲜明的中原文化特征
原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近代以来一直缺乏对河南文化、中原文化的系统研究，在文艺作品上也很少有生动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河儿女》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它是第一部在广博的历史背景和厚重的品位上，形象地揭示、弘扬中原优秀文化传统，包括革命文化传统的电视剧。这对于高满堂本人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也是整个影视剧创作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新的生长点。”
光明日报社文艺部主任彭程说，《大河儿女》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剧中反复出现钧瓷的制作、夺宝和护宝的情节、豫剧的唱腔，还有黄河奔流的景象，都是中原大地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其他像服饰文化、日常饮食等在电视剧中也得到了综合运用。这种鲜明的地方特色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作由此也融入了较深的文化思考，钧瓷是这种文化思考自始至终的一个载体，也成为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
中国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范咏戈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也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新的视角突破了之前的电视剧对民族精神的挖掘，特别体现在主要人物贺焰生身上。创作者在贺焰生身上赋予了一重文化的身份，他在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同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有一种文化理想和文化情怀在。人物的‘新’就新在这里，这恰恰是中国故事需要敏锐地认识到而且在创作上要跟上的一个问题，这个作品做到了。”
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命题之作”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认为，这部作品其实是命题之作，但命题之作不见得就不出好作品，关键要看命什么题，以时代和艺术的名义命题，以追求高品位、高品质、出精品的名义来命题，恰恰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和艺术追求，恰恰是那些肤浅的作品所缺少的。《大河儿女》在命题之初就确立了最高的追求目标，一流的编剧、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加一流的播出平台，这样的题应该命，这是取法乎上。它的成功经验值得从作品创作、市场运作、组织领导、宣传引导等各个角度总结，它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和组织领导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一个成果。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谈到，创作生产力的优化组织，保证了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这个经验很重要。这是在有组织地、有意识地实现创作资源、地方资源的最佳配置。命题之作《大河儿女》真正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