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事情都要有标准

　　上海文化实力人物谈文化软实力系列1

　　对任何事情都要有标准

余隆在激情指挥

　　问/诸葛漪  答/余隆

　　编者按：一座城市的实力，既依托于经济的“硬”筋骨，又离不开文化的“软”血脉。打造文化这个“软实力”，则离不开一大批实力人物的聚集与作为。今天起，“朝花·评论”将刊出上海文化实力人物谈文化软实力系列，从文化艺术的不同领域出发，为上海文化“软实力”的精进提升提供思想、评论和谋略，并期待更多有识之士的参与。

　　余隆是中国最忙的指挥家，身兼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团音乐总监重任。充满光环的职业生涯背后，他喜欢提起毛笔写小楷，这源于年幼时家庭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

　　一个半小时采访中，余隆反复强调 “标准”的+重要性，这是他青年时代留学德国最大的收获之一。在他眼中，音乐只有好与坏之分，千万不能给自己找解释的理由，他害怕听到一句话，“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因为……”

　　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9月正式投入运营。余隆把新厅比作名牌西装，“穿西装的人得有内涵。光有外壳不够，内容也要跟上。 ”

　　带领乐团走遍世界，余隆深感，有创意的中国作品还需要再多些，“现代音乐、现代创意、现代委约作品，我们和西方同行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谁更具备引领的理念，谁就更有影响力。 ”

　　灵魂和思想，永远比包装重要

　　问：今年9月，上海交响乐团搬入新音乐厅，开始2014—2015年度音乐季，会给观众带来哪些惊喜？

　　答：我毫不夸张地说，上交音乐季是亚洲音乐盛事。它的常规形态、质量完全达到国际标准。音乐季质量决定乐团地位，每一年我们都反复权衡曲目和邀请艺术家。上交历经135年，有了自己的新家，体现了上海这个城市对文化的支撑和关怀。新音乐季在新厅举行，给音乐爱好者提供最高享受空间。过去，乐团无固定场地里演出，音乐季编排节目再好、阵容再强大，不停换场地、调整音响，或多或少会损害演出音色。

　　问：新厅运营后，会改变上海音乐业态吗？

　　答：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有自己的脉络、背景、发展方向。上海是中国国际文化发源地之一，上交音乐厅的管理模式和艺术内容，或许能提供新的理念。

　　110伏电器接到220伏电压下，会爆掉，只有接轨国际，让它不爆掉，才能更有效地把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产品传递给世界，把世界最好文化内容传递给中国。我们总说文化要影响世界，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没有很好的职业平台，如何让外国人知道？交响乐只是形式，就像我们穿西装、打领带，只是正装的一种形式而已，重要的是人本身的内涵。如果西装里面的人，没有内涵，穿得再高级，也没有用。灵魂和思想，永远比包装重要。音乐业态同样如此，建设最好的音乐厅、最好的乐团，内容跟不上、做不到世界级水平，不能把中华文化最重要、最先进、最优美部分传递出去，就无法达到事先预计的完美效果。

　　我一直强调，上交音乐厅应该是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第一窗口，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第一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才不负音乐厅的使命，不负上交的使命。

　　问：上交的雄厚实力加上新音乐厅，像一条鲶鱼搅动了上海演出市场。

　　答：竞争才能进步。上海从开埠到今天，不断变化，因为它时刻有竞争，这是海纳百川、充满挑战的城市。上海历经百年，没有挑战，不会有辉煌的今天。竞争恰恰是上海独有的生态环境，每个人都要有勇气去面对它。新厅面对的压力，远大过其他演出场所。音乐厅只是形态，只有优秀的演出内容能赋予音乐厅生命力，否则它永远只是一个壳子。

　　问：你提到新厅同样要面对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具体指什么？

　　答：厅团合一，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借鉴，对管理层是很大挑战，需要学习摸索和争取，夜以继日修正。在国际上“厅团合一”的范例很多，但不一定适合中国，不能彻底照搬。上交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找到我们自己的特点，利用好资源，为同行提供范本和基础。

　　问：理事会制度是上海文化体制改革重要一步，在上交建立理事会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答：2008年上海交响乐团理事会成立以来，在管理专业化、乐队职业化、运营市场化、发展国际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乐团在全国率先建立理事会遴选聘用艺术总监机制，在国内率先实现音乐季演出计划，推出符合国际惯例的预售票制度，形成亚洲一流的“上海新年音乐会”和“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两大品牌，初次进入国际主流演出市场取得良好反响。理事会是上交改革关键点之一。参照国际模式，是一个好的开始。让上交很有方向感行之有效地进行改革，而不是一种口号式的表面化的改革。上交改革在理事会领导下进行，行之有效，实打实进行。很低调务实的改革，至关重要，非常好的上海工作作风。理事会有了遴选艺术家机制，国内率先实现预售套票，亚洲第一的新年音乐会，夏季音乐节，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合作的乐队学院，得到国际良好评价。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标准”

　　问：上世纪80年代你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学习，刚到德国时，西方音乐文化对你有哪些冲击与启迪？

　　答：音乐专业方面，德国教育延续了我在中国学习的知识。在德国的日子，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任何事情都要有标准。建立标准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职业化，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的行业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千万不可以给自己找解释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说，“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应该容忍？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标准。你这么做，行，他这么做，也行。谁也不愿意说，到底什么是对的、好的，讲究一团和气。当年遇到这种事，我嗓门会很大，现在年纪大了，嗓门越来越小。嗓门大，不解决问题，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好的艺术家嗓门大，好的管理者嗓门小，他们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我非常幸运遇到一批批极有抱负的工作伙伴。人靠团队工作，才能完成目标。所有和我工作的团队，我都非常感激，他们才是真正实现标准的人，给每个城市带来不可磨灭的行业纪念碑式的贡献。

　　问：你走遍世界音乐大国，觉得中国音乐与海外沟通，最缺失的是什么？

　　答：缺作品。有思想、能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作品，不多。创作者不能太功利，一功利，主要任务就是赚钱去了。

　　今天的时代，不是东西文化差别、中国和外国的差别，而是各种文化互相阐述、比较影响力的时候。影响力，不在于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的区别，只看谁更有质量、更有前瞻性。因此，文化引领变得很重要，像现代音乐、现代创意、现代委约作品，我们和西方同行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谁更具备引领的理念，谁更有影响力。我们把中国有创意的理念和精髓带到世界、影响世界，需要更有创意性的作品，然后才有能体现文化价值观的演出。

　　问：有一种说法，在西方古典音乐正在没落，在中国蓬勃发展，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答：在西方只有老年人听古典音乐，这种论点有些偏激。中国人多、基数大，年轻人看起来多。同样是30%年轻人听古典音乐，外国十个人只有三个年轻人，中国一百个人有三十个年轻人，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不喜欢夸张的表述，比如“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古典音乐就像所有文化一样，属于全人类。它发源于西方，今天在中国受到欢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在中国，各种文化平台更大而已。

　　问：你在上海、北京、广州分别执掌不同的乐团，如何看待三地音乐文化的差异？

　　答：北京对艺术作品包容度大，北京音乐节大型作品、大型演出很多，从首演歌剧可见一斑，《指环》四联剧中国首演在北京。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歌剧《白蛇传》拿到普利策音乐大奖。上海精准度高，做事精准精细，夏季音乐节曲目多元，跨界轻松，让市民有参与感。广州聚集了武汉、四川、沈阳各地音乐学院毕业生，年轻人彼此学习、彼此欣赏，新作品接受度非常大。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它对你个人有否影响？

　　答：我对民族音乐一直很关注，郭文景、叶小纲、陈其钢都创作过很好的民乐作品。上交音乐厅开幕，我们委约陈其钢写新作品。去年上交音乐季委约作品《度》就是大提琴和笙合作。比如马友友，就很具代表性，马友友和中国的笙，双重协奏曲，讲述丝绸之路的地域风情和人文风情，2015年纽约爱乐要演这个作品是上交委约而不是纽约爱乐委约的，传递到纽约林肯中心。不仅仅为古典音乐观众演出，更多是传递文化信息和文化理念，文化信息的相互交换。文化误解误导来自于文化的不相通，别说外国人和中国人，北京和上海人沟通也可能有问题。我们贯彻一个理念，我们要利用交响乐平台，把中华文化理念带给全世界，不仅仅是外国形式西方形式的传播方式。用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作用远远大过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在多元化世界里，确定自己的目标，什么样的理念，必须符合更能体现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诉求。

　　至于我个人，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来自家庭，父母、爷爷、奶奶讲的传统文化，远远多过在学校学习所得。坦率讲，现在学校教的电脑、数学、物理，都来自国际教育通用模式。我自己对古代诗词的认识来自家庭。我小时候上学有毛笔课、珠算课、文言文课。前一阵我每天写小楷，真的挺好。

　　不要怕年轻人犯错误，不要怕出现瑕疵

　　问：你觉得当代中国人的音乐生活质量如何？

　　答：质量一般。客观原因是海量信息泛滥，文化选择多样化，不能聚焦了。现在有多少孩子获取信息，是靠看完一本书得到的？大家的习惯是上网搜索，只看电脑屏幕里跳出来自己需要的那一段。我们当年要了解一件事，得把一本书念完了，才能总结出它告诉了你什么。今天网络已经帮人们把全部工序做完，省略掉了。我个人认为，文化体验变得不完整了，也许这么想过于老套，但是大部分人缺少了阅读、写作、思考的时间。

　　问：快餐式汲取信息方式，会让你感到沮丧吗？

　　答：我不沮丧。我曾经留过长发、穿过喇叭裤，父亲母亲不能理解我，他们觉得这不是人干的事情。今天，我也不会对我的女儿说，这是能干或者不能干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指责。许多人对文化没有专注度，因为取舍空间太大了。大部分人把文化变成娱乐的，以为文化应该是轻松的，而不是沉重的话题。由于不是沉重话题，对文化的思考，缺失了。文化要思考，思考才能引领。

　　问：上海是中国现代音乐和音乐家的摇篮，音乐一度是这座城市软实力的代表性的体现，你觉得音乐在提升城市软实力方面，该有怎样的发展？

　　答：《泰晤士报》报道中国有3000万琴童。我相信，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上海。比起数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学音乐的原因是什么。音乐，为热爱音乐、需要音乐的人准备。学音乐、听音乐，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变成第二个郎朗，第二个神童或者伟大人物。

　　音乐对于人来说，是提升想象力、创造力最好的平台。音乐没有语言，同样，没有任何语言能描绘音乐。音乐所有的动力，来自内心想象力。听音乐，想象力在成长，让人们对音乐更加亲近。音乐不具象，它抽象，抽象中充满美感。音乐家需要创造力，观众需要想象力，两者结合，是完美的一瞬间。

　　任何人去听音乐会，不要告诉别人“我觉得是什么”。音乐是私人的空间，是美的精神升华、灵魂升华，是创造最大空间的艺术形式，我们培养孩子，最重要培养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现在音乐考级成绩好，就能考上好中学，就像衡量城市实力，以GDP为标准。

　　问：音乐家在上海曾经辈出，面对城市发展的新要求，你觉得上海在吸纳人才方面表现如何？

　　答：费城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洛杉矶爱乐乐团首席、旧金山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芝加哥交响乐团中提琴小提琴首席，都是从上海走出去的，人才在国际流动，本来就是有好处的，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当城市有包容性，就有人才集聚，大到国家城市，小到单位部门，没有包容性，就没有创意空间，人才就会流失。留下来，说明有包容性和宽容度。我相信，“海漂”会越来越多，上海是个大码头，各种文化在上海都有淋漓尽致体现的机会。

　　问：需要我们做些什么让“海漂”更多？

　　答：这么说就太功利了。人的流动都是自然形成的，某位领导开玩笑，“我们不是没有钱，如果有《黄河》《梁祝》那样的作品，我们一定给钱。”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句玩笑，这好比孩子刚出生，就要承诺他以后一定要考上哈佛，否则就不给他吃饭。艺术发展，要给时间，给充分的信任，不要怕年轻人犯错误，不要怕出现瑕疵。瑕疵和错误都是过程，都是成功之母，只有通过瑕疵、不成功，才能造就未来的成功。我对学生唯一的要求是“你得有个性。 ”

　　从音乐体验、教育体验的标杆角度上来说，上交是最早的音乐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基地、新厅特别设置音乐互动长廊，目的就是以轻松、互动音乐体验形式打造近现代音乐史的教育基地。包括之前的地铁角以及未来新官网的线上多媒体互动，都承载着教育的功能。另外，我们的乐队学院全球招募、同时将为全球的音乐市场输出人才。作为业内的标杆，我们正在积极拓展自己这部分的职能。

　　最重要的是具备创意性的新作品诞生。我们的艺术和管理都要多一些年轻人，让人看到上海这座城市对新鲜血液的支持。我不绕弯子告诉你，上交、上交新厅今后将是对艺术家、年轻艺术家最有包容度的地方。

　　人物介绍

　　关于余隆

　　余隆是活跃于国际乐坛的杰出的中国指挥家之一。现任上海夏季音乐节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1964年，余隆出生于上海的音乐世家，自幼随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学习音乐，后求学于上海音乐学院和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先后受教于中国音乐教育家黄晓同教授和德国歌剧指挥家鲁宾斯坦教授等名师。

　　余隆的艺术生涯涵盖指挥和艺术管理领域。他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开启国内演出新年音乐会之先河。 2009年1月，余隆出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同年11月，余隆率领上海交响乐团在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圣地亚哥等北美12座城市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巡演。2010年8月，余隆发起并创办了上海夏季音乐节。

　　余隆亦把培养年轻音乐家和社会教育工作作为己任，每年他都会发掘和培养一批年轻音乐家与他领导的乐团合作。 2012年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乐团联合创办的乐队学院令众多的年轻音乐家心向往之。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