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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学作品要‘走出去’,理所当然地要展现中国的生活方式,但是从中流露出的情感则应该是人类共通的喜怒哀乐。”
近两三个月来,一些英美主流报刊的书评页面上时常会出现一个东方人的面孔,他以手支颐,戴着老款的黑框眼镜,发际开始斑白,乍一看有点俏皮,再一看则若有所思。
他是麦家,许多人都因为电视连续剧《暗算》开始认识这位作家。《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一部部作品让他捧得了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
而英美主流报刊对他的关注,同样缘于他的作品。通过纯市场运作,《解密》英文版于今年3月18日出版,在英美两国的亚马逊网站上创下了中国纯文学作品最好的销售成绩。
“上帝给了我一块饼”
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解密》的,一个是英国的出版巨头、开创了平装书时代的企鹅兰登书屋集团,一个则是有“诺奖御用”之称、拥有2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法勒·斯特劳斯·吉鲁(FSG)出版社。
更为难得的是,企鹅还将《解密》纳入了“企鹅经典”,这就意味着它与《尤利西斯》《百年孤独》《洛丽塔》等20世纪经典作品一同登堂入室。而“企鹅经典”之前只有《红楼梦》《阿Q正传》《围城》《色·戒》等四部中国文学作品。
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解密》的综合排名达到473位,其世界文学排名22位;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上,《解密》的综合排名达到385位。这是中国纯文学作品在亚马逊网站上的最好销售成绩。
说起《解密》进入英美出版巨头视野的经历,麦家幽默地说:“上帝给了我一块饼。”
这首先要感谢一架迟到的飞机: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livia Milburn)2010年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任教,利用暑假来参观上海世博会,返程时飞机晚点,她在机场书店里买了《解密》《暗算》打发时间。这两本书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祖父,二战时,他在“计算机科学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指导下,破译德国密码。
因此,米欧敏最先翻译了《暗算》的第三章《陈二湖的影子》,先让大学同学蓝诗玲(Julia Lovell)过目。她也是一位汉学家,翻译过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品,恰好在北京大学也见过麦家,正好奇要看他的作品。
蓝诗玲看后把译稿转给了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对方发现,麦家作品在海外出版几乎是空白,只有几个小短篇被翻译过,他们立即联系上了麦家的海外版权代理人、台湾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总裁谭光磊,和麦家签订了出版合同。
向西方讲述“中国英雄”
《解密》解密了一个英雄的诞生和殒灭。中国南方容氏家族曾经是富有的盐商,在晚清逐步成为教育世家,其中诞生出了一位数学天才容金珍,他和高斯一样,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这位数学天才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电报密码破译员,为国家服务,但因遗失了一本笔记本(事后别人找到了)而精神崩溃。
“《解密》讲的是‘英雄’从诞生到陨落的故事,而对英雄的崇拜热爱是各个民族与生俱来的。”麦家认为,这是它能让英美书评家关注的根本原因。
“我讲的都是‘英雄’的故事,他们为理想奋斗、为信念付出,这在当下确实有些不合时宜,现在的小说多数写的是黑暗、绝望和丑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麦家说,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的信心,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
“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相伴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麦家说。
不墨守不迎合
“这样一个怪异、扭曲、非常的故事,却被作者用优美生动的散文化的语言书写了出来。破译密码的过程,就好像伸出手试图去抓飞在空中的小鸟一般神奇。书中的每个角色,甚至是那些非科学工作人员都鲜活如真。”3月24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在书评中写道,而书评标题就是《终于,有了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标题还登上了封面。
《华尔街日报》的书评《解密:智力的游戏》则更关注麦家创作手法中的西方元素:“一个朦胧的讲述者,借助访谈手稿和解密文件,从一种类似寓言的虚构故事,延伸到对冷战时期谍报领域的真实描绘,行文有诸如切斯特顿、博尔赫斯、意象派诗人、希伯来和基督教经文、纳博科夫和尼采等先师的文风手法。”
“地域性、乡土性太强的内容很难被他人理解。”麦家举例说,比如西方王室没有合法的一夫多妻制,因此,西方读者就很难真正理解描写后妃争宠的文学作品,只有猎奇心态。“中国的文学作品要‘走出去’,理所当然地要展现中国的生活方式,但是从中流露出的情感则应该是人类共通的喜怒哀乐。”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谭光磊表示,当前多数西方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还停滞于乡村封闭、政治迫害或扭曲性爱等,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的误读。
谭光磊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小说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厚重的作品不好读,好读的作品缺乏品质。“麦家在给国外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作家形象的同时,也给中国文学界时下存在着的某些问题提了一个醒。时代变了,读者的需求变了,我们的文学趣味也应该有所求新求变。”
文学交流仍显“西强中弱”
文学素有“一切艺术的母体”之称,一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分量。用麦家的话来说,同样是法国伟人,“雨果比拿破仑更能让中国人感到亲切。”
就以最近两届奥运会来讲,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从名句朗诵“不要害怕,这个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开始的,它是《暴风雨》中的篇章,而作者正是今年已经诞辰450周年的莎士比亚。
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则俨然成为一座俄罗斯的书房,展现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茨维塔耶娃、布罗斯基、索尔仁尼琴等12位文学巨匠的形象和作品,他们都是世界熟知的俄罗斯文化符号。
相比之下,文学交流“西强中弱”的格局依然明显。
谭光磊说,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一版再版,而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在海外至今少有人识,能够通过商业出版的图书则更少。他认为,造成这种文学“贸易逆差”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推介作品时过分迎合西方读者早年形成的某些“褊狭趣味”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欣赏的需求也是重要原因。
蓝诗玲曾指出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的窘境:“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
“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她说,“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缺乏市场,大多数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机构的赞助下出版的,并没有真正进入书店。”
“我们是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种类型,而他们还是隔着门缝看我们。”麦家说,“我在文学界一直‘毁誉参半’,一个重要‘把柄’就是因为我的书没有走出国门,被翻译到欧美国家成了一个作家高度的隐形标杆。”
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23日刊登了题为《史上十佳亚洲小说》的报道,其中显示,《红楼梦》名列榜首,可是,中国文学“除此一楼,别无分店”,日本小说占到了三席。
“日本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随着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升的,我相信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未来也会提升,但是还需要多年的努力。”麦家说。
不妨“借西风”
在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面临着“走出去”的一大契机。麦家曾表示:“莫言的获奖让中国文学在海外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它的余波让我的作品能够在海外得到关注。”
企鹅兰登书屋集团董事局主席约翰·马金森(John Makinson)曾向麦家表示,集团每年出版1.2万种图书,但是中国作家的书很少,“希望通过你,让我们能淘到更多中国作家的‘金子’”。
可是,文学“走出去”并不能一蹴而就。麦家表示,文化输出不像物质输出那样直截了当,只能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文化‘走出去’是精神意识‘走出去’,而要进入到别人已经有的文化、精神和意识模式,就不能操之过急。”
文学“走出去”首先要有好翻译。麦家说:“作家和译者是‘亲人’,译者有点再生父母的感觉。一流的作品加上三流的翻译,就会变成三流的作品。正如许多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是借助中国的优秀翻译家与中国读者见面一样,中国的作家也迫切需要一批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学的外国翻译家。”
在企鹅兰登、FSG这两大英文出版社之后,全球第六大出版社、第一大西班牙文出版社行星出版集团(Planeta)已经与麦家签约,准备出版西班牙语版《解密》和《暗算》。此后,法国、俄罗斯、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大型出版社也登门联系版权授权,像“法国出版之父”罗贝尔·拉封(Robert Laffont)创办的拉封出版社也将出版法文版《解密》和《暗算》。
麦家说:“只有更多地借助外国大出版社的力量,得到它们的充分推广,中国文学的价值才能真正为当地读者所接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