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小姐》改编自斯特林堡同名剧作，由德国邵宾纳剧院演出。原作是一出自然主义悲剧，导演将其中自然主义因素剥离，着力勾勒主人朱莉小姐、仆人让及其未婚妻克里斯汀间的关系：主仆权力层级关系及其颠倒；克里斯汀与前二者间形成看与被看之关系。
许多观众未及细想，导演为何选择这个剧本，以为只是截取其中精华加以改编，并通过精巧、精确的调度，将之一气呵成地呈现在屏幕上，因此，感慨于 导演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简而言之，许多观众认为，这出戏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在舞台上一气呵成地拍摄一部电影。当笔者翻检看戏时所记笔记、打算做一番批驳 时发现，这出戏的症结，其实就在于，导演为何选择《朱莉小姐》这个剧作，继而作了如此改编。
该戏其实是在探讨一种戏剧观念。导演是将《朱莉小姐》作为一个隐喻，思考电影与戏剧的主仆关系，力图将格洛托夫斯基深入探讨过的议题在舞台上呈 现出来。在隐喻意义上，让是电影，朱莉小姐是戏剧，而克里斯汀则是一个正在深思前二者关系的旁观者。观看这出戏的乐趣是在戏剧思维上：导演试图表达什么？ 用了何种手法？是否完成了其诉求？有意义吗？观众将作何反思？
如果将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看作是一出戏的情节，那么，这出戏开始于电影在被戏剧引诱之后，已经占据了主导之时。对应于《朱莉小姐》，也即开始于让 占据主导之时。而让与朱莉此前的关系，则成为电影与戏剧此前关系的一种镜像，电影与戏剧现时的状况，已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而它们此前的关系，则借由让与朱 莉此前的关系提醒观众注意，从而使两种关系都保持完满，也使这出戏保持完整。
电影的主导性体现在，这是一部事先拍摄好的无声电影。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克里斯汀倚窗而立，窗外在下雨，但现场并未下雨。这一点可以证明，它 是一部事先拍摄好的电影，而不是由摄影机现场拍摄、剪辑而成。至于“无声”，也可在这一幕中得到证明。左侧舞台工作人员、演员始终盯着桌上的电脑，看着同 一部电影，以便精确地配上各种声音，但他们并未制造出下雨声，观众也没有在电影中听到。因此，这是一部无声电影。
因为这是一部事先拍摄好的无声电影，因此，不可更改，不容侵犯，主导性由此而现。舞台上演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精确地配合电影，不敢有一丝怠 慢，于是，它们集体成为一个隐喻，戏剧作为电影仆人的隐喻：演员们看似井然有序，实则着急忙慌地腾挪摄影机，是一个隐喻；左侧舞台上两个演员(有时只有那 个女演员，男演员偶尔去帮忙干点其他事情)始终盯着桌上的电脑，配上各种音效，也是一个隐喻；旁白演员由左舞台到右舞台，又由右舞台到左舞台，继而，两位 男女旁白演员一左一右，似乎又成为左右声道的隐喻……而这个电影仆人的隐喻，最完美地体现在以下细节中：电影里，克里斯汀正在脱衣服，只见左舞台男演员也 迅疾拿过一块布，模仿着这个动作，以便制造出脱衣服可能发出的声音，但事实上，剧场很大，声音太小，观众、至少大部分观众根本听不到这个声音——也即，虽 然不一定见效，但始终亦步亦趋。联系下雨声，戏剧作为电影仆人的形象得以完满：尽管竭尽全力，但终有不可至之处。
然而，正是在这种仆人隐喻的反复叠加中，另一种感觉凸显出来。作为观众，到演出中段，看着电影中克里斯汀清晰的脸庞、忧愁而绝望的眼神，更想看 清舞台上那个活生生的克里斯汀。也就是说，这出戏并未背离戏剧本体，相反，观看上的缺失是为了确证存在的必要。它力图让观众确信——借用罗兰·巴特的著名 论断——电影只能提供身体的表象，而不是身体本身。电影中身体的缺席，更加强了观众希望在剧场中看到、感受到身体的渴求。但在这出戏中，由于电影中相对应 的特写、切分等各种剪辑镜头，舞台上的身体在观众感知上实则已经被肢解，变得十分模糊。
这是导演对于戏剧的确信，却并非戏剧现状。很大程度上，克里斯汀、导演与观众，呈现为某种“三位一体”。克里斯汀代表着导演，作为一个旁观者看 着这一切。而这，又是为了让观众拉开距离，或者给予观众一个拉开距离的视角，从而可以思考导演所欲传达的想法。但旁观，意味着清醒而又无奈，欲有所为，却 无能为力——克里斯汀忧愁而绝望的眼神，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最后，朱莉小姐自杀了，也就是说，在隐喻意义上，戏剧自杀了。朱莉自杀是因为她勾引了让，也即，将让纳入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可以说，让虽然诱导 了朱莉的自杀，但归根结底，朱莉确实是自杀，因为正是她，主动勾引了让，并自以为始终占据着主导权。这就是导演在隐喻意义上提出的问题：戏剧将电影引入自 身后，还一直占据着主导权吗？它是在引火烧身吗？这是自杀之举吗？……而最终的问题是，朱莉小姐死了，但，戏剧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