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提·阿斯木小说的喜乐精神与丑角形象

　　打开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给我的邮件，其中一篇是维语的，我看不懂。彝族作家木帕古体，曾获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他送我的彝语诗集，我也看不懂。目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传播、翻译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难度和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出现了一些用汉语书写的民族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一方面发展了用图解的方式描摹和传播民俗、宗教仪式、日常活动的写作方式，向文化功能与文学审美的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批用双语创作的作家，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生活有着真诚的体悟，在用汉语写作时，充满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对民族写作充满使命感，他们的写作对于传播和弘扬民族文化，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阿拉提·阿斯木就是这样一位双语作家。我们把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叫做“两栖”作家，因为他们兼具了民族文学作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肩挑了书写民族文化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双重担子，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多民族文学的跨民族传播。不同于一般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家，翻译别人的作品，和用另一种话语系统书写自己的作品存在天壤之别，正如唐诗宋词用英语翻译完全变了味道一样。读阿拉提·阿斯木作品，我们会发现语言幽默风趣、汪洋恣肆，信手拈来、随意组合、挑战逻辑，充满了一种“狂欢”的味道，这样的作品往往很难翻译。

　　作家能够灵活驾驭两种语言系统，恰似具有两种思维理念，两种语言转换起来往往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陌生化审美效果。蒙古族作家阿云嘎也是一位两栖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燃烧的水》和《有声的隔壁》，用这样的题目是有声音的，小说的语言掷地有声。当有人问阿云嘎怎样构思出这样的题目，他说他同时用蒙汉双语进行创作，蒙汉转换相当于两种语言思维。在内蒙古草原上，揭开草皮就是石油，“燃烧的水”就这样诞生了。无论是从事民族语言母语创作的作者，还是用汉语创作的民族作者，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都会为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思维与理念，使我国的文学花园更加绚烂多姿。

　　本土文化的西部风情和喜乐精神

　　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本土作家，他的作品立足于新疆地域文化和维吾尔族民族特色，充满文学个性和民族个性。纵观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作者通过新疆伊犁地区城镇底层人群的日常生活，书写民族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从而发现、切入民族品格与民族特色，在文学表达中建构来自西部边陲的民族的个性和生活，所有作品充满了扑面而来的西部风情。

　　西部风情充满了蓬勃、旷远的生命意识。“新疆文学正在把豪迈的风吹到上海。”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如是说。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令人感受到，新疆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有自己的风格，有与众不同的气势。这里赵丽宏所说“这股豪迈的风”恰恰是对“西部风情”最好的解释，这股来自西部旷野的豪迈之风，就像西部片里的牛仔英雄一样，在内地的都市已经物以稀为贵了。

　　民族文化尤其是俗文化中表现出对苦难生活的超越，对生命欢乐尽情享受的浓郁的喜乐精神。从《玛穆提》《蝴蝶时代》到《最后的男人》，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带有一种“找乐子、寻消遣”的心情和习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民间喜乐色彩与世俗娱乐的特点。这种世俗娱乐的特点依附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国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成分是“中和”，于是在情感上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由此形成了民族传统心理中的知足求乐、趋利避害的达观精神。

　　在这种喜乐情怀的影响下，小说张扬了一种奋斗带来的欣喜和欢乐，生活的阴暗面终将被阳光普照，表现出了轻松、活泼、机敏的喜剧色调。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作者借用对人物的描述道出：“邻居伊拉洪幽默讲笑话有自己的特点，黄段子多，开头的几个笑话都是作践自己，这是他的艺术，而后具体地瞄准某一客人或是朋友，讽刺、挖苦、激怒、拔高，又一棍子打死对方，抓住他人的弱点和长处即兴编笑话，在多变的语言游戏中创造绝妙的段子，创造绝佳的欢笑气氛。新疆许多经典的幽默笑话都是他的作品。他是个大师级的人物。”

　　小说中多次提到这种叫“恰克恰克”的即兴笑话。伊犁维吾尔族有现编现讲“恰克恰克”的民间传统，带有典型的伊犁地域特色。恰克恰克，俗称“笑话”，在聚会时现编现演说，随着参与人的即兴发挥和场面的热闹程度可以连续不断升温，在座的都有可能成为笑话的主角。在伊犁，有专门善长“恰克恰克”的人，甚至已经形成一种谋生的职业，主要任务是让客人“找乐”。更重要的是，这种“恰克恰克”的快乐方式已经深入人心，早已融入地域，融入当地民众的血液中去。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中也很自然地记录了这种“恰克恰克”的表达方式，他将“恰克恰克”称为民间“活态语言的源泉”，是“民族特色的绝响”。而且，阿拉提·阿斯木不仅仅是展示这一民族特性，而且将其作为他我和自我救赎之间的艺术传达，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表达。

　　实际上，自嘲者正是通过自嘲为无能、无用、无德来反衬自恃清高，自嘲自己在社会上的卑微低贱反衬自己内心深处的自足与自恃。这种乐观情怀使人们走向身心健康的自由境界。

　　笑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表情，它可以像烈日一样炙烤社会上丑恶的事物，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也可以像清流一样荡涤人性不贞的灵魂，让人生变得更崇高。笑有很多种，微笑、大笑、嘲笑、冷笑、苦笑、开心的笑、会心的笑、滑稽的笑、皮笑肉不笑等，笑的内涵太丰富，它比哭更能细腻地传达人们内心世界丰富的情感和灵魂。《三国演义》中，蒋干与周瑜在“大帐”一场的几次笑，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开始老同学见面，是故友重逢、气足声响的真笑；后蒋干为打破周瑜已经识破自己是说客的僵局，言不由衷的谄笑；周瑜孤高气傲，自夸兵精粮足，蒋干有强颜应付的假笑；还有自愧弗如的强笑，面如土色、比哭还难看的哼出来的苦笑等，在蒋干这个会做表面文章又不太高明的谋士身上都有体现。

　　社会生活和人民需要这种喜乐精神。幽默和喜剧的大树本应生长在富庶宽松的时空条件下，作为一种超越物质之外的释然与奢侈。然而事实往往相反，底层人民往往更加需要幽默和喜乐精神，以此来超越人生悲情。

　　小说语言的狂欢个性

　　阿拉提·阿斯木的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信手拈来，打破逻辑，充满了一种“狂欢”的味道。

　　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所以语言具有任意性。换言之，语言的任意性就是所指与能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自然的联系。“人生的底线是钱。今天的杂碎比明天的肉好。诺言永远不在锅里。今天的胜利就是今天的天国。”这几句话表面上似乎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好像一个人喃喃自语，想起什么说什么，但读起来却有痛快淋漓的感觉，因为这几个短句虽然它们的能指表面上南辕北辙，但是所指都指向了生活现实的无奈。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用“交响乐”来比喻阿拉提小说语言的“音乐性”。他还指出，从表面上看阿拉提写人的欲望，写得非常赤裸，非常直率，但绝非简单带领读者去“窥探”欲望世界，由此联想到当下汉语写作往往背负着道德伦理的沉重枷锁，急于阐释意义，一谈到灵魂就很沉重，不妨从少数民族文学中感染一些飞扬的生命气息。

　　特点之二是文学性强，充满哲理，符合人物当时的心境。

　　在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中，他不断探讨现实的、物质的欲望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追寻过程中，阿拉提·阿斯木借助人物之口这样说，“在这个人世，最高贵的发现是灵魂的发现，当你发现了自己的灵魂的时候，你脚下的土地就开始开花结果了。其实，幸福不在远处，在你的脚下，所以，每走一步，都要踩对地方，这就需要智慧。智慧在哪里呢？智慧在你的眼睛里，看该看的东西，不看不该看的东西，那就是智慧。智慧很简单，复杂的是我们的欲望。”

　　通过《时间悄悄的嘴脸》，作者编织了一个精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核也是作家的创作意图：人可以匿名地活着吗？不被识别、不被认可的人能存在吗？人不能为了钱，不要“脸”。人一旦没了“脸”，存在的根基就被抽空了，也就没了自我。

　　在《最后的男人》中，主人公阿西木和田在美梦破灭的时候，急火攻心，只觉得天旋地转，以致于眼睛突然失明了，小说写他的心理活动：“人到底是什么……世界灿烂过以后，星星在锅里变成了天鹅肉，在鲜花盛开金山银山的大地，棉花和白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当他恢复过来的时候，大地一片黑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语言看似混乱，却符合人物当时的真实心境。

　　小说中的丑角人物

　　这里说的丑角不是指反面人物，而是具有各种弱点但又可爱、诙谐、滑稽的小人物。这种小人物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存在，说不上是好人还是坏人，也可以被称为灰色人物，小说中就塑造了大量的这种小人物，对他们的缺点进行反讽，试图对他们的过错进行救赎，他们在自作自受后，通过反思和忏悔，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

　　灿烂的背后是痛苦。

　　阿拉提·阿斯木笔下的男人在偷情欢愉之后，结局总会遭到女人的遗弃。《最后的男人》阿西木和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外号一个叫“面汤”，一个叫“奶子”，从这些外号能略知他的生活作风不检点，见了美女就发呆，因此闹过很多笑话。后来，在面对意外而来的金条时，他表现出了贪婪、自私的本性，为了去国外享受金钱和美色，他和妻子离婚，没想到却被情妇欺骗和抛弃，落得人财两空，悲愤至极，导致眼睛失明。最后守着他的仍然是他的妻子，他们选择了复婚。两个人相依为命，各自给对方一个在精神上净心的机会，分别用自己的方式来赎回前半生的罪孽。

　　类似的还有《玛穆提》中的玛穆提，《时间悄悄的嘴脸》中的艾沙麻利，也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他们漫长的人生之旅中，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之后，最终都找到了一条被宽恕和拯救的行为方式，获得了重生。

　　这是一个从追求享受，到受苦，到涅槃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条从肉体到精神的净身净心的修炼之途。前车之鉴，最重要的是能带给周围人和读者以体悟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