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美术：一种生动的“方言”

贵州侗妹 潘世勋

　　对于外地美术家来说，云贵高原如同一个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给予他们艺术创新与形式突破的源源动力。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艺术家不畏路途遥远，奔赴云贵，采风写生。这既与当时所提倡的深入生活，强调到基层去，与工农兵相结合有关；也与云贵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自然色彩有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批美术名家涌向云南采风写生，如吴冠中、袁运生、刘秉江、朱乃正、詹建俊等，他们在云南“吐气清肺” ，反“主题先行” ，探讨形式美，借民族风、形式美重返艺术语言的本体追求，同时也影响了云贵地区的一代青年美术家。

　　黄永玉广受欢迎的彩色木刻《阿诗玛》 ，深受云南民族艺术的滋养，李桦评价黄永玉的艺术，称其作品受到苗族艺术的深刻影响，富有装饰性、童话般的意境和诗意的表达。而蒋铁峰的艺术则与黄永玉有着明显的文脉关联。

　　1979年，袁运生创作了他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作品——以傣族生活为题材的重彩壁画《泼水节——生命的礼赞》 ，这一作品在首都机场国际候机厅的出现，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于审美标准的大讨论。作品的展示虽有波折，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在作品的绘画形式以及反映的题材内容上，袁运生的作品，紧紧抓住了云南地域特有的视觉特征，将中国传统白描艺术和绚丽的色彩融洽地结合为一体，成为那一时期中国美术的代表作。

　　曾经有一个时期，描绘中心大城市的现代生活，被看作是美术中的现代化表现，而描绘边远地区的人民生活和山川河流，则被视为民族风情和风俗画、风景画。这样的作品，在全国性美术展览中很难获奖，最多作为和谐社会的多样化而给予“加分录取” 。在现代化急剧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感受到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后果，交通拥堵、水源恶化、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使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遥远的云贵高原。

　　如果说，我们曾经提倡的美术形态是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美术和歌颂工业化的城市美术，现在我们意识到，尊重自然、尊重多民族文化的生态美术，才是中国美术的发展之路。在这方面，质朴真实的“云贵美术”与自然原始的云贵地区生态环境，正是我们最为珍贵的文化基因库和精神家园。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钱绍武说：“云南这块美好而神秘的地方，那蓝天、白云、碧树、红岩，可以说是绚丽的、浓郁的；那淳朴善良的少数民族，无一不为作者所深爱。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谢东明说：“纯净透明的蓝天今天在许多地方是很少见的。我喜欢旅行，去那些人烟稀少的高原，那些地方的蓝天深深地吸引着我，像帕米尔高原，青藏、云贵高原。我喜欢纯净如水的蓝天，觉得天空的蓝色有一种极度透明的感觉，象征着人性中的纯净与清澈。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很短的历史，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蓝天存在的时间就与这个星球共生，不可思议地长久，因而我也把蓝天看作永恒的象征。 ”

　　可以说，“云贵美术”提供了主流美术外的多样化美术形态和自由舒展的生态环境。如果说，主流美术是一种全国通用的“官话” ，那么“云贵美术”就提供了一种生动的“方言” 。“云贵美术”的优势在于，它深入民族生活的底层，具有日常生活的质朴与真实。那些描绘少数民族人民的肖像性绘画，表达了边地民族的美丽、安详与尊严，可以称之为一种民族志性质的艺术，具有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云贵美术”的特点，在于其非写实与超现实、将原始性转化为现代艺术的形态，突出了自然与生态主题；充满神秘的灵幻意识，以多元化的艺术流派与现象，丰富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谱系。

　　说到“云贵美术” ，我们立刻会想到采风与写生。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越来越多的美术家涌向云南和贵州进行艺术采风和写生。虽然他们在云贵地区的时间有长有短，观察民族生活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如何认识采风与写生在信息时代的意义与问题，值得外地画家深思。从近年来许多以云贵地区民族生活和地理地貌为主题的创作来看，技巧的提高并不能保证作品内在质量的必然提高，有不少作品仍然停留在对民族风情的表面化呈现上。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不能感受到云贵地区各民族人民真实的当代生活状态，缺乏前辈画家严谨踏实的民族志考察，以及对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入研究，只能使作品成为民族生活的表象模拟。采风的实质应该是外来画家通过绘画和当地人民建立起一种文化与心理的联系，从而更为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与社会。